以前婦女們到合作社裏分糧、分草，不是這個錯就是那個鬧，亂喳喳的，辦事很困難，現在沒有那些現象了。有了文化的婦女，接受黨的教育格外快，在生產工作上個個爭先恐後。人家外村都叫李家木莊村為“文化村”。
李佩英高小畢業後，黨支部就動員她當民師。原來的民師對她說：“當民師可苦了！幹一天活還得吃冷飯，我是不幹啦！”
但是在黨的教育下，李佩英沒有動搖，當上了光榮的民師。
可是，學員們瞧不起她，她講課的時候，學員就互相嘰咕著說：“看！她個子還沒有桌子高，就來給咱當老師哩！”
由於李佩英個子小，夠不著，向黑板上寫字隻得搬上兩摞磚頭踩著寫。她一塊塊地向教室裏搬磚頭，學員們哧哧地笑個不停。
第一天上課，有16個人，第二天就隻剩了4個。學員走了後，李佩英獨自一個人留在班裏，擔心不能完成黨支部的任務，難為地哭了。
第三天，李佩英擦幹眼淚，到那4個學員家裏訪問。他們說：“人家怕你教不了！”
李佩英說：“您別看我年齡小，識字比您多，隻要您肯學習，我保證把你們教好。”
他們說：“俺不是不想學，以前的民師不到校，俺去叫他，他氣恨恨地說：‘我累死了，你沒看見？’”
李佩英馬上回答：“我保證不嫌累，不用您叫，每天早到校，您叫我怎麼教我就怎麼教。”
他們這才說：“俺先幫你把那12個人叫來，試試看吧！”
從此，李佩英每天早到校半小時。沒有書向學員收錢吧，怕收散了夥。回家要吧，怕爹娘吵。李佩英向姐姐家去要了錢，從坊子坐火車到50公裏路遠的昌樂去買書。買到書以後，往回走在城裏的大街上，天色已經漆黑了。
後來沒有粉筆，李佩英就用姐姐給她買襪子的錢，到平柳院去買粉筆，結果那裏也沒有。於是，她又跑到10公裏遠的坊子去買，來回20多公裏路。
回來時怕耽誤了晌午上班，她便脫下鞋，光著腳往家跑，沒有顧得吃飯就上了學校。
哪知腳起了血泡，火辣辣的痛，她就趴在講台的桌子上，兩隻腳輪流挨地。
感動得學員們說：“別看老師小，說話辦真事。”從此，學員穩定了，村裏有了常年民校。
後來，李佩英動員發展新學員，不到幾天，學員就增加了近一倍。
可是，新的困難又來了，一個班的學員好幾個進度。李佩英不會複式教學，學員在班上光說話，還有的帶針線做活兒。
後來在小學老師的幫助下，李佩英畫個教學路線圖，誰該講新課，誰該複習，早確定好。學員有了活兒幹，班上就安定了。
學員逐漸增多起來，便男女分班。李佩英便把她家的南屋打掃幹淨，作為教室，讓學員坐著那大甕學習，結果坐破了兩個。
李佩英晚上給男班上課，中午就給女班上課，一直教了一年半，才又培養了一個民師，兩個人一起教學。
上課之前，李佩英總是仔細備課，在最農忙的季節裏，教學也都充分的備課，備課時間主要是在田間。
每天下地幹活，休息時，李佩英便坐在地上，腿膝當辦公桌，集中思想備課。
夏天鋤秫秫，鑽在秫秫棵裏，風絲不透，熱得頭昏、累得腰痛。休息時，人家去涼快，她仍然要完成備課任務。
李佩英的三爺爺說：“回家看書去吧，別不知道死活，當模範還真不容易呀！”
後來，實行“兩早”、“兩晚”。早晨早上坡，早回家，下午晚上坡，晚回家，保證了中午的教學時間和自由地支配了田間勞動與備課時間，並不誤農活。
學員落下課，李佩英都是想辦法給他們補上。有一天晚上，她跟3個學員約好要分別到她們家補課，就冒著雪去了。
雪越下越大，大風攪著大雪不住地往褲腿裏灌，凍得她直打顫顫，但是李佩英仍然堅持按計劃補完了課。
在深夜裏回到家，鞋子裏的雪已經和襪子凍結在一
起，用火烤了才脫下來。
母親心痛她，又埋怨她說：“誰家像你這麼傻，白盡義務教民校，不怕凍死嗎？”
李佩英安慰了母親幾句，接著說：“咱村有了文化，合作社就能辦得更好，大家生活富裕了，咱的生活也就好了。”
就這樣，李家木莊村的民校由1953年秋天的16人，增加到82人，男女青年和男壯年都上學了，是一處很鞏固的常年民校，到1956年，大部分學員都畢業了。
1955年秋天，李佩英光榮地出席了全國建設社會主義青年積極分子大會，見到了毛澤東。從此，李佩英就下了決心，把家鄉變成文化村。
後來，村支部書記帶頭上中學，李佩英教出來的民師也當了中學學員。
他們都說：“也教也學，越幹越有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