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10月，在聽好友科諾（Julius Knorr）彈了波蘭人肖邦的《莫紮特“唐璜”主題變奏曲》（Op.2）後，我激動萬分，當晚就寫下了一篇以“大衛同盟”成員們的討論為形式的情景樂評——《作品第2號》，向依然沉醉在羅西尼歌劇中的德國音樂界宣布：“脫帽，向天才致敬！”我把這篇文章投給了《大眾音樂報》（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刊登於1831年12月7日。總編把我的這篇文章和另一篇對這首變奏曲唱反調的樂評放在一期，該作者鼓吹肖邦的這首作品隻是“姣好地反映了老式風格”，充斥著“炫技和華彩”。多麼短見，多麼迂腐！為什麼我們對年輕人閃光的才華如此漠然？！其實，我在《大眾音樂報》已經投稿無數，卻鮮有登載，說明我的思想和文風，或是說我這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本身，和那裝腔作勢、附庸風雅的主流根本就是格格不入，很難在這個被權威壟斷的刊物發出自己的聲音。於是，我和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們決定創建一本自己的刊物，來挑戰這全民癡迷於空洞炫技而看不到音樂之靈魂的歪風邪氣，重現莫紮特、貝多芬和舒伯特時期的輝煌！
1834年4月，在恩師維克和親如兄弟的舒恩克（Ludwig Schuncke）的協助下，我的《新音樂雜誌》（Di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創刊了。從此，我用理想之師“大衛同盟”，慷慨讚揚那些敢於創新的天才如肖邦和柏遼茲，對那些平庸空洞的炫技、為製造崇高和喧囂而無所不盡其極、用音樂嘩眾取寵的所謂創新之舉，則發出質疑之聲。雜誌上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是我這個主編親自執筆的，常用的筆名就是“大衛同盟”的核心人物：弗洛倫斯坦和尤瑟比烏斯。其中有少數幾篇是我英年早逝的好兄弟、鋼琴家舒恩克用筆名喬納丹（Jonathan）寫的。舒恩克和我同歲，在創刊當年的聖誕節患肺結核去世了，還沒等到自己的二十四歲生日。一年前，當我得知哥哥和姐夫都死於霍亂時，曾經消極厭世，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是舒恩克日夜陪伴我，用他的關懷幫助我挺過了危機。我把他的遺像掛在我的鋼琴上，以紀念這位甘苦與共的好兄弟。
同年，我在維克老師的家裏遇見了他的女學生愛斯坦（Ernestine von Fricken）。她是波西米亞貴族弗列肯（Fricken）男爵的養女。我們很快墮入情網，並秘密地訂婚。愛斯坦的養父弗列肯男爵接受了我們的訂婚，也告訴了我一個秘密：原來愛斯坦是男爵姐姐的私生女，雖然被他領養，卻沒有資格繼承他的財產。這個消息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個打擊——妻子無法繼承財產，意味著婚後為了賺錢養家，我可能要回到法律行業去賺薪水！我被這個可怕的前景嚇壞了，愛情輸給了現實。懷著愧疚，我向男爵提出反悔，取消訂婚。出乎我的意料，他們父女居然接受了，完全沒有指責和刁難。多年後，當嶽父維克不惜運用法律手段阻止女兒克拉拉和我的婚姻，請求男爵出具對我不利的證詞時，被他正直地拒絕了。無論在情在理，我對他們父女都是虧欠的。1837年，我取了男爵先生所作的一段旋律進行變奏，寫成一部得意之作——《交響練習曲》（Op.13），這是後話。
這一年，我寫了一部比《蝴蝶》更加成熟的套曲《狂歡節》（Carnaval，Op.9），用愛斯坦的出生地、波西米亞的小鎮阿什（ASCH）的四個字母，效仿巴赫的B-AC-H樂旨，寫了二十一首小曲，每首小曲代表一個人物，他們戴著麵具穿梭在狂歡節的化裝舞會上。其中有和市儈、狹隘的腓利斯人作鬥爭的大衛同盟、同盟的核心戰士弗洛倫斯坦和尤瑟比烏斯、肖邦和帕格尼尼、以帥氣的克拉拉為原型的賈琳娜（Chiarina）和我美麗戀人愛斯坦的化身愛斯黛拉（Estrella）。
追愛
我和克拉拉點燃愛火是在1835年茨維考的一場音樂會。當年九歲的小女孩現在已經出落成十六歲的花季少女，她的台風、演奏、身姿和容顏都散發出一種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的女性魅力。在我們朝夕相處的日子裏，曾經有那麼多愉快的回憶——她讀我的文章，彈我的作品，用無比清澈的眼睛望著侃侃而談的我。那時，我並沒有在意一個孩子對我的崇拜，而現在，經曆世事的我越來越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我要一個能夠理解我的才華，慰藉我孤傲靈魂的伴侶，而克拉拉就是上帝為我而造的夏娃。於是，我們開始瞞著她爸爸，像羅密歐和朱麗葉那樣在夜晚幽會。但不久，我們的戀情就被維克老師發現了。他暴跳如雷，逼著我們燒毀了寫給彼此的情書，把我趕出家門，不再讓我們相見。
不相見，更相思。通過可信的朋友們，我們開始通信，談論音樂、文學、生活中的瑣事和對彼此無限的思念。每當維克老師帶著克拉拉到遠方進行幾個月的巡回演出，隻要聽到她在某一城市演出的消息，我就會到音樂廳邊上的咖啡館癡癡等候，隻為在音樂會前後望一望她匆匆而行的身影，或者幸運的話，能夠被她發現，悄悄走到我麵前，交換一下深情的目光，或是說上寥寥數語；當我們共處萊比錫時，咫尺天涯的煎熬就更加難耐。我沉浸在漫長的等待中，甜蜜中帶著辛酸，樂思被漫漫的思念所撩撥，腦海裏閃現著無盡的旋律。我來不及捕捉，常常耗盡長夜，記錄下這轉瞬而逝的美麗。
1836年6月，在對克拉拉痛苦的思念中，我寫了《C大調幻想曲》（Op.17）。為了響應在波恩為貝多芬樹立紀念碑的號召，我先後把這部三個樂章的作品投給著名的出版商Kirstner和Haslinger，但都被他們拒絕了，理由是技巧太難，不可演奏。於是，我把這常人覺得不可演奏的曲子題獻給炫技大師李斯特，在他的推動下，布賴特科普夫與哈特爾出版社終於在1839出版了這部力作。當李斯特在1837年到我家彈奏此曲時，心力交瘁的我告訴他，兩年裏我隻聽過克拉拉兩次演奏，最近已經長久沒有收到她的來信，看來這苦戀可能難以維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