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舒曼說：上帝讓我當一名作曲家（上）
音樂漫話
作者：俞星
早年
我是羅伯特·舒曼，1810年出生在薩克森邦的茨維考（Zwickau）小鎮，父親是奧古斯特·舒曼（August Schumann），母親是約翰娜·施納貝爾。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上麵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
從有記憶開始，我最熟悉、最喜愛的地方就是爸爸的書店。我喜歡安靜地坐在角落，翻閱各式各樣的書，聞書頁間的淡淡墨香。七歲起，爸爸請茨維考高中的音樂老師昆奇（Kuntzsch）先生教我學習音樂。從此，我的童年就暢遊在兩個最美好的世界——文學和音樂中。
我愛作曲，用音樂來描繪所看到的世界；我愛寫作，用文字去吟唱我的歡樂和滿足。我喜愛的文學家有席勒、歌德和拜倫，最愛的是讓·保羅（Jean Paul）；我喜愛的音樂家有貝多芬、舒伯特、門德爾鬆。爸爸為我在音樂和文學上的天分感到非常自豪，他是我最忠實的聽眾和讀者。由於爺爺是清貧的牧師，喜愛文學的爸爸首先要考慮的是賺錢給他的家庭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早年在經營雜貨鋪時，爸爸就建立了流動圖書館，後來開了書店，進軍出版業，結交文化名流，自己也成了編輯和作家。1824年，他把我寫的文章搜集起來，編輯出版了我人生的第一本音樂美學雜談《名人的肖像》（Portraits of Famous Men）。兩年後，姐姐投河自盡，爸爸無法接受這個打擊，幾星期後也抑鬱而死。十六歲的我連續經曆兩次變故，精神受到很大的打擊，久久不能接受這悲慘的現實。爸爸死後，我在家裏再也找不到精神上的知音，接替爸爸出版生意的哥哥和害怕變窮的媽媽都覺得我應該走出音樂與文學的虛無世界，做一名有地位、有尊嚴、能賺錢的律師。
轉折
1828年，中學畢業的我被送到了萊比錫學習法律。入學之前，我走訪了巴伐利亞的幾個古老的城市，感受了日耳曼民族在曆史上所經曆的磨難和光輝。在拜羅伊特，我拜訪了自己最崇敬的詩人、哲學家讓·保羅的遺孀；途經慕尼黑時，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年輕詩人海涅；到了萊比錫，我隨朋友去聽了一場音樂會，被一名大眼睛的九歲鋼琴女神童克拉拉·維克（Clara Wieck）精湛的技巧和如火如荼的音樂激情所震撼。她的父親是當地的鋼琴名師弗裏德裏希·維克（Friedrich Wieck），聽說他用一種特殊的方法訓練女兒。從此，我一邊學習法律，一邊等待機緣，想拜維克為師。第二年，我跟隨音樂愛好者、樂評家蒂鮑特（Thibaut）教授轉到他所任教的海德堡繼續學習法律。在這裏，我騰出了大量時間練琴、作曲。雖然很難彈到真正的鋼琴，但我發明了一個小的機械裝置——“練指器”來鍛煉手指的獨立性，以提高手指的速度和力度；盡管沒有作曲老師，但我通過分析和學習莫謝萊斯和胡梅爾的樂曲風格，寫下了《阿貝格主題變奏曲》，我的作品第1號。
1830年的複活節，我特地趕去法蘭克福，觀賞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現場演奏。大師用他魔術般的技藝將我帶到一個奇幻的世界中，在那裏我找到了自己的路。音樂和法律之於我，如同詩歌和散文，他們長期爭奪著我的時間、我的熱情和我的心。現在，我必須結束騎牆，兩者舍其一，全心投入我所鍾愛的唯一。1830年7月30日，我鄭重地給母親寫了一封信，正式放棄法律，投身到音樂的學習中去。聖誕節過後，我離開海德堡，回到萊比錫拜維克為師。
維克老師是一個不苟言笑、強調效率的人。他的教學方法靈活、漸進，不是用僵化的紀律和枯燥的手指練習來提高技巧，而是能夠從學生的角度出發，針對個人的天分和不足，循循善誘，讓他們在音樂中發現樂趣和動力。他對技巧的要求是彈出平均的音量和音質、如歌的連奏和充滿感情的表達。對於手指的拉伸練習，他的態度非常謹慎——每天嚴格限製練琴的時間，以免因為過度練習而損傷手指肌肉。另外，他非常注意培養學生一個健全的體魄和習慣於思考的頭腦。
住在維克老師家學琴一年，我親眼目睹了他為女兒克拉拉製定的學習方案：每天上一小時的綜合課，包括鋼琴、小提琴、聲樂、樂理、和聲及對位作曲法；隻限於兩小時的鋼琴練習；隻要天氣好，父女倆一定有半天的散步——呼吸新鮮空氣和交流思想。我真羨慕克拉拉有這樣一位能在音樂上關懷指引她的父親，雖然家裏沒有母親，但從她機智的談吐和快樂的眼神，我猜想她已經從音樂中得到了母愛的補償。不過，作為父親，維克老師也並不是完美的。當他給九歲的兒子Alwyn上課時，就完全無法忍受孩子沒有天分的演奏，時常會破口大罵：“你這惡棍、無賴！你就用這種聲音來報答你老爸嗎？！”奇怪的是，麵對這種暴行，克拉拉卻沒有一點反應，這讓我十分震驚：難道這聰明、文靜、愛笑的女孩有著一顆冰冷的心？
在跟隨維克老師學習的這一年裏，因為太想成為一名一流的鋼琴家，以為勤能補拙，我悄悄地用自己發明的“練指器”從早到晚地鍛煉弱指，想把四、五指練得像二、三指那樣獨立、靈活、強健。結果，這樣做違背了老師“一定要限製練琴時間，以免損傷手指肌肉”的原則，拉傷了右手的肌腱。受傷後，我找了外科醫生，希望通過手術來修複損傷，但得到的診斷卻是——我的右手徹底殘廢了。
我是懷揣著成為一流鋼琴家的夢想而放棄了成為律師的學業，但右手的殘廢摧毀了我的鋼琴家之夢。幸好我對音樂的熱愛並不隻限於鋼琴演奏，或許，上帝就是想要成全我當一名作曲家，讓我用音樂的語言來譜寫人生的篇章。
“大衛同盟”
1832年，我的第二首作品《蝴蝶》（Papillons，Op.2）誕生了。我用音樂的語言描繪了讓·保羅小說《Die Flegeljahre》中參加化裝舞會的十二種神采各異的人物。
音樂和文學是我的兩個摯愛。我喜歡用音樂來刻畫文字中的人物和畫麵，用文字來表達音樂中虛幻的哲學和意境。我虛擬了兩個角色——寬容、善感的尤瑟比烏斯（Eusebius）和激進、理性的弗洛倫斯坦（Florenstan）作為音樂的愛好者和評論家，通過他們對音樂家及其作品的討論和爭辯，表達我對樂界時弊的針砭、對庸俗藝術的抵抗和對優秀作品的讚揚。後來我又加入了中立者拉羅（Raro）教授，一起成立了“大衛同盟”，借用《舊約》故事中“以色列牧童大衛以石擊破巨人歌利亞的頭，繼而取其首級，戰勝了強大的敵人——腓力士軍隊”的典故，表達了我們要向看似強大如腓力士軍隊的當代庸俗音樂之風挑戰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