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通的利害分析如此透徹，韓信依然感覺從道義而言，不願意背叛劉邦。他說：“漢王待我很好，我怎麼可以貪圖利益而違背道義！”蒯通知道韓信是被劉邦的小恩小惠所蒙蔽，被道義觀念所束縛，於是他曆數古今典故，說明在權力之爭中，道義觀念是不足以為憑的，像韓信這樣功高才大的人，是無法在雄猜之主麵前得以善終的。他侃侃而談：“如果足下自以為與漢王交情深厚，希望借此建成傳承萬世的基業，臣竊以為大錯特錯了！”他以張耳、陳餘為例，在布衣之時可以結為“刎頸之交”，後來作為政治人物二人相怨，以至於互相刻意取對方性命，道理就在於“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他以文種、範蠡與越王勾踐的關係為例，得出了功臣與君主的關係是：“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蒯通進一步分析，在劉邦與韓信之間，從交友深淺而言，則不如張耳與陳餘；從忠信程度而言，也超不過文種、範蠡之於勾踐。從他們的結局來看，就足以估測韓信未來的命運了。他總結了一條殘酷無情的政治規律：“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聲望越高，功勞越大，就越容易被誅殺。他曆數韓信建立的奇功智略，結論卻是：“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足下帶著這些肇禍的資本，能夠到哪裏尋求平安的歸宿？從名分而言隻是漢王的臣子，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我暗中為足下深感擔憂！蒯通的話，令韓信毛骨悚然！他表示需要認真考慮，再下決斷。
數日之後，蒯通再度求見，韓信把自己的選擇告知蒯通——不忍背漢！他依然相信，我為漢王建立了許多大功，漢王終不至於奪我的齊國封地吧？蒯通隻好避禍潛逃了。
如果說，韓信拒絕了項羽派來的說客武涉，或許不難做到，那麼他拒絕真心為他謀劃的蒯通，就很不容易做到了；如果說，韓信判斷蒯通所言毫無根據而拒絕，還不足以表明韓信對漢王劉邦的忠貞不貳，那麼韓信在認同蒯通所言合乎情理之後，雖有猶豫，但仍然選擇了義無反顧的道路，他對漢王的忠貞是不該被質疑的了。在楚漢之爭進入對決的關鍵時刻，韓信沒有任何擁兵自重、背漢自立的念頭！
那麼，在項羽已死之後，韓信的命運又是在按照什麼軌跡在展開？
垓下大戰獲勝之後，漢軍及其盟軍凱旋而歸。大軍行至定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分別安營紮寨。韓信和他統領的三十萬齊軍，在距離漢營不遠處休整。大敵已滅，周圍全是“自己人”，韓信並沒有按照臨戰狀態警戒設防。一支精幹的騎兵部隊，悄悄地進入齊軍大營，直撲韓信高臥安睡的大帳而來。而這支部隊的統領者，就是漢王劉邦。他重演當年“修武奪軍”的故伎，乘韓信不備之機，馳入帥帳，奪回了原來交付給韓信的調兵符節，剝奪了韓信指揮軍隊的權力。司馬遷在此處有誅心之筆“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這是劉邦對韓信的第二次施詐奪軍。韓信默然無語，接受了這一定局。
漢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漢王劉邦頒布了分封諸侯王的命令，當然帶有論功行賞的意味。很有意思的是，劉邦以韓信生於楚地、熟悉楚人風俗為由，將他由齊王改封為楚王。韓信似乎也樂得享受榮歸故裏的優遇。實際上，韓信的改封，是劉邦為了防範韓信而采取的一個步驟。理由是：其一，齊國的地理位置比楚國更為重要。自從戰國時期以來，人們就把東方的齊國西方的關中看作為天下的兩個重心。稍後有人對劉邦明言，齊地是必須嚴密控製的地方，除了嫡親子弟之外，不能封到齊地為王。其二，齊地是韓信一手征服的，軍民對他有敬畏崇拜之情，萬一韓信有異心，齊人可能為其所用。楚地雖然是韓信的故鄉，但在當地沒有民望，有的倒是“寄食漂母”、“受辱胯下”的恥辱。其三，原屬韓信指揮的齊地精兵，隨著改封而中止了與韓信的隸屬關係。因此，改封韓信，使得他的實力與潛在的影響力大大受挫。
稍後，楚王韓信領銜奏請漢王即皇帝尊位。劉邦與諸侯之間的君臣名分更加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