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後，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策略方針，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不斷鞏固和擴大，從而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一切聽從國民黨的領導，對蔣介石的反共活動聽之任之，犧牲中國人民革命利益為蘇聯安全服務，中國共產黨不能不對放棄獨立自主原則的右傾錯誤思想進行鬥爭。抗日戰爭後期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也是打破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束縛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原則的確定，王明右傾錯誤的產生
@@@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黨的獨立自主原則的確定
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對日作戰。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由於全國人民的壓力，同時也由於日寇的侵略已嚴重地打擊了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和蔣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蔣介石開始了對日作戰。在聯合抗日問題上，與我黨達成了協議，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初步建立起來。中國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仍然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鬥爭。抗戰初期，國民黨曾表現了某種程度的抗日積極性，如釋放了一些“政治犯”，將反動的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作了某些修改，國民黨軍隊曾先後進行了平津、淞滬等戰役，給日本侵略者以一定的抗擊。但是，國民黨仍然堅持獨裁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極力限製人民力量的發展，特別是限製共產黨力量的發展，陰謀在抗日戰爭中借日本帝國主義來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及其他抗日力量。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對抗日的不同態度，集中表現在國共兩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實行全麵抗戰路線；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出發，實行的則是拒絕人民群眾參加，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麵抗戰路線。
國共兩黨在抗日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有反映，表現出一些右傾情緒。
為了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製定黨在抗戰時期的綱領和政策，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必須堅持抗日戰爭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使遊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爭取全國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根據中央決議精神，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實踐證明這些都是正確的，是針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右傾情緒而提出的。
@@@二、王明右傾錯誤的產生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國。王明當時的頭銜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自稱帶著國際路線回來，還說斯大林跟他談過話。這樣，王明儼然成了“欽差大臣”，不可一世。
黨中央為了聽取並討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於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發言，係統地提出了右傾錯誤的理論、方針、政策。反對黨中央在統一戰線中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12月27日，他又作了《挽救時局的關鍵》的報告，1938年3月，又發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文章，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右傾錯誤。
王明宣揚的右傾錯誤內容主要是：
第一，抹殺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和本質區別，認為統一戰線中“不分左中右”，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彙”，蔣介石“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從教條主義出發，說中國沒有產生法西斯的社會基礎，否認國民黨內有法西斯勢力。
第二，否認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把抗戰的領導權拱手送給國民黨。他對成立敵後抗日政權所采取的“先斬後奏”做法表示反對，要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完全統一於國民黨，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提出統一政權，主張“一切行政製度，仍須保持舊有形式”，要求黨領導的群眾組織都要“采取合法方式工作”，一切群眾團體都要向國民黨政府登記，接受其領導。
第三，輕視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遊擊戰爭，提出“普遍的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忽視敵後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誇大城市和國民黨軍隊的作用，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上，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來求得速勝。
第四，錯誤地估計抗戰前途，認為抗戰的勝利隻是國民黨的勝利，抗日勝利後仍將是蔣介石的天下，而不是共產黨和人民的天下。說“聽信‘抗日勝利了是共產黨蘇維埃的天下’這種謠言的人，至少是對於共產黨在現在革命階段上的政策的實質不曾真正了解。”
王明的右傾錯誤理論和政策雖然並未形成決議，但是由於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曾經迷惑了一些同誌，並且在部分地區如王明負責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中，以及1941年以前項英負責的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的工作中，產生了不良影響，嚴重地妨礙了當時長江流域人民抗日鬥爭的發展，並導致了後來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的嚴重損失。
@@@三、王明右傾錯誤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王明右傾錯誤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影響。毛澤東說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抗日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號召各國共產黨和勞動人民，援助中國抗日戰爭，指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所有這些都對中國抗日戰爭起過推動作用，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必須指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基本出發點，是要求各國黨服從反對帝國主義包圍蘇聯這一根本利益。對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希望是要中共作出根本讓步，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將八路軍、新四軍編入蔣介石的軍隊，同日本打大仗、打陣地戰、拖住日本，以“武裝保衛蘇聯”。要中國緊緊束縛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才能使蘇聯一旦受到德國侵略者進攻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民族利己主義傾向。
根據這一基本政策，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寄希望於蔣介石國民黨，並不把中國共產黨當作主要依靠對象。認為國民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蔣介石才是領導抗日的唯一領袖。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蔣介石寄以重望，並且處處遷就蔣介石，對蔣介石的投降反共活動，不敢展開堅決的鬥爭，隻講聯合，不要鬥爭，像大革命時期那樣，企圖以經濟和軍事援助拉住蔣介石不投降日本。1937年8月，蘇聯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給國民黨提供軍事物資和人力的援助。而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漫長的抗日戰爭中，沒有從蘇聯取得一槍一彈的援助。
在軍事上，共產國際認為隻有打陣地戰才能拉住日本，他們根本不懂得中共領導的廣泛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意義。王明對國際的意見唯命是聽，提出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方針。他們還要求擴大30萬機械化部隊，要求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與國民黨軍隊合作，同日本打正規戰，硬拚，以解除蘇聯的後顧之憂。我們黨從抗日戰爭的實際出發，再一次抵製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見。此時，他們很不滿意。1942年5月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員彼得·佛拉第米洛夫（化名宋賓），放肆地攻擊我黨的抗日政策，謾罵人民抗日力量“遊而不擊”。蘇聯記者也歪曲報道說：“八路軍接到了命令，不對日作戰，一遇到日軍就撤”，胡言亂語，和國民黨的造謠汙蔑如出一轍。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王明右傾錯誤和他的“左”傾錯誤一樣，同樣來自共產國際和斯大林。
@@@四、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對王明右傾錯誤的批判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於王明打著“國際路線”旗號推行的右傾錯誤主張，開展了正確有效的鬥爭。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要求全黨同誌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曆史責任。全會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全會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批判了統一戰線問題上隻講聯合不講鬥爭的遷就主義的錯誤，重申了全黨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麵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全會強調全黨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毛澤東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和王明的書記的職務。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使全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一致起來。
中國共產黨對於王明右傾錯誤的批判，實質上就是對共產國際錯誤領導的批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采取了慎重的分析態度。在拒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某些錯誤主張時，注意同共產國際保持團結。為了堅持同共產國際的團結，1937年12月13日，曾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出過《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肯定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季米特洛夫的幫助。同時，黨中央還先後委派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等同誌參加共產國際工作，向共產國際報告和說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加強了共產國際對中共路線政策的了解。
※※第二節 中共代表團的宣言和共產國際的決定與聲明
如前所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對王明執行的“國際路線”采取了具體分析的態度，一方麵奉行國際正確方針，尊重國際領導，另一方麵又抵製他們的錯誤指示，並根據實際情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群眾遊擊戰爭。為了使共產國際了解中國具體情況和黨的方針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團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並敦促共產國際作出了中國問題的決定和聲明。
@@@一、中共代表團的宣言
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麵報告大綱，5月17日，又作了關於大綱的說明和補充。5月至6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任弼時和王稼祥都參加了會議，並宣讀了中共中央代表團宣言。該宣言共有八條，簡明扼要地闡明了中國抗日形勢、黨的方針政策和今後任務，主要內容如下：
(1）闡明了持久戰的總方針。宣言說：“日本法西斯軍閥，於1937年秋開始侵奪中國北部及東南部的廣大的領土，他們希望得到迅速的、容易的勝利”，“可是他們的打算是殘酷的失敗了。”“全副武裝的日本侵略者的進攻，迅即遭受中華民族的頑強抵抗，這種抵抗給了日本以巨大的損失，使他們對於中國的進攻，轉成一種對於他們甚為繁重的持久的戰爭。”關於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和前途，宣言指出：“戰爭越是繼續，日本的困難愈是增加，日本侵略的完全失敗的日子，便越是迫近。”
(2）強調了黨的全麵抗戰路線。宣言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當包括中國的一切抗日黨派。”必須“去吸收勞動群眾到各種現有的及新的組織中來，這樣來造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強的下層群眾基礎。”宣言指出，必須把工人、農民、青年、婦女都組織起來，“以進行反對日本強盜的鬥爭。”
(3）告誡必須和各種破壞統一戰線、分裂民族團結的陰謀作堅決鬥爭。宣言說：“為了團結一切民族力量以保衛祖國起見，中共從自己方麵盡了一切可能去結束十年來的內戰，以取得對於國民黨的友好的合作。”強調指出：“這一統一戰線的參加者，必須真正親密地聯合起來。國民政府的正確政策，必須被實行。”“共產黨人以及中國的一切愛國人士，應當警惕的注視日本法西斯蒂及其中國走卒的下流陰謀，這些陰謀，是要破壞民族統一戰線，以幫助日本軍隊在前線上的進攻。必須做到把狡猾敵人的這些秘密的惡毒的走狗，迅速地加以揭露，堅決的加以消滅。”
中共代表團宣言的主導方麵是正確的，但未曾突出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卻提出“共同工作與共同負責”等。
@@@二、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定與聲明
1938年五六月間，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決定與聲明。決定與聲明的主要內容如下：
首先，明確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並聲明共產國際與中華民族反對日寇侵略者的解放鬥爭是團結一致的。”
其次，強調了中國抗日鬥爭的國際意義，就中國反對日寇的英勇鬥爭，“不僅是為保衛自己國土，保衛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而且也是保衛全人類的自由與和平的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及整個先進人類反對野蠻法西斯主義暴力的總鬥爭中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其三，批評了在援華方麵缺乏實際行動的狀況，號召各支部“從政治上、道義上以及物質上給中國以援助”。指出：“國際工人運動以及一切民主與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責任去用全力援助中國民族的鬥爭”，“必須到處把這種同情引導至積極的行動”。
最後，規定了各支部援華的當前任務：
(1）用一切方法，加緊國際的援華運動，在國際的報章上以及在一切宣傳運動中，應當比以往更強有力地反映出一方麵日寇侵略者在中國的殘暴獸行，另一方麵是中華民族為自由而鬥爭的英勇。
(2）開展反對日本法西斯蒂對於中國的強盜進攻的廣泛抗議運動。召集群眾大會，遊行示威等等，並且還把群眾的憤怒，引向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內被收買的親日報紙。
(3）組織並擴大對日本侵略者的群眾製裁（抵製日貨運動，工人拒卸日本貨，拒製運往日本的軍用材料及其他各種資材至日本等）。
(4）加強募捐幫助中國，派遣醫藥救護隊來華。
(5)幫助日本勞動群眾在一切困難中加緊開展反法西斯蒂反戰爭的工作。
(6）在中國政府同意之下，從各國派遣有聲望的代表團到中國去，經過他們來加強國際援華運動。
在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領導、影響和號召下，全世界各國工人和各階層人民開展援華運動。以輿論示威、捐款及抵製日貨等行動來援助我國抗戰。蘇聯組織誌願航空隊、白求恩大夫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裏來到中國。還有印度的柯棣華等六人，美國的馬海德，奧國的夫賴、羅生特，蘇聯的柯洛夫等醫務人員。英國的林邁可、班威廉教授，德國的記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都給八路軍、新四軍以很多幫助。日本的反戰同盟對於瓦解日軍及號召日本僑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做了很多工作。他們當中，有的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永遠為中國人民所懷念與尊敬。
@@@三、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
毛澤東為中共領袖，中共代表團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使共產國際決定在組織上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
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工農紅軍的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發展，蘇區軍民一次又一次反“圍剿”的勝利，紅軍長征，早已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目，但是，自從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係後，共產國際很難及時了解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情況，對於紅軍動向、中共中央行動計劃也很少傳聞。1935年8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到了莫斯科，使共產國際得以了解中國革命真相，特別是對遵義會議和會後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發展狀況，有了具體了解。
1936年1、2期合刊的《共產國際》（中文版），發表了陳雲撰寫的《英勇的西征》，當年7月又在《共產國際》4、5期合刊（中文版）上，發表了陳雲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一文，使共產國際和全世界，進一步了解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以及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等領導下，轉危為安和順利發展的情況。文章第一次詳盡地向全世界報道了紅軍長征經過和紅軍英勇鬥爭，不點名地揭批了“左”傾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犯的錯誤及其造成的嚴重損失，高度評價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他指出：“在這樣偉大的西征告成以後，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紅軍應有一番估計。”並說：“現在我們的黨在新環境中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我們的黨能夠靈活和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成長出了這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身經百戰，智勇雙全的將領和黨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