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標誌著共產國際包辦中國革命事務狀態的結束。從此，我黨走向正確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獨立自主製定革命方針政策的重要階段。共產國際七大停止了“下層統一戰線”方針，提出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會後，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又提出了“聯蔣抗日”方針，黨中央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八一宣言》精神，獨立自主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逐步由“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逐步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策略方針。
※※第一節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
@@@一、共產國際七大的召開
當日本在東方大舉侵略的時候，歐洲局勢也由於納粹德國的出現而急劇惡化。1933年10月，德國繼日本之後宣布退出國聯。1934年夏天以後，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公開勾結，反共鼓噪甚囂塵上。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麵臨著反動勢力嚴重威脅，歐洲各國政府惶惶不安。蘇聯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更為警惕。根據斯大林對形勢的認識和有關指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采取了相應的政策。1934年5月23日《真理報》發表文章，公開提出了共產黨人同社會民主黨人聯合反對法西斯的主張。同年9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會議上，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含蓄地批評了片麵強調“下層統一戰線”的觀點，提出了改變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問題。此後，共產國際一再致電和撰文，建議同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談判，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國際各支部也逐步改變了他們對社會民主黨及其他派別的態度。法國人民陣線的建立，則為共產國際改變策略路線的可能性提供了例證。中共代表團的策略，也開始轉變，中共代表團9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以及王明與年底發表的《蘇維埃中國的新形勢與新戰術》一文中，都提出中共和紅軍應與一切反蔣抗日的派別結成聯盟的主張。共產國際為了製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總政策和總策略，決定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吳玉章（化名王榮）、高自立（化名周和森）、孔原、饒漱石（化名梁樸）、歐陽生（化名沈之生）、滕代遠（化名李光）等。王明、康生、高自立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成員共42名）。王明、康生、高自立、孔原、饒漱石、歐陽生、吳玉章、滕代遠等在會上發言。
王明參加了大會籌備工作。並在大會的第二十三次會議(8月7日）上，作了《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長篇報告。王明報告時，會場上以各種語言高呼“蘇維埃中國萬歲！”以示歡迎。
大會產生新的執行委員會，有較多中國成員。王明、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康生、秦邦憲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大會對中國革命表現了特別關注，這不僅表現在有較多的中國成員選進大會主席團和執行委員會，也不僅表現在開幕式後第一個發言的就是中國代表（從各個方麵介紹中國情況），而且表現在大會主要領導人報告和大會文件中，幾乎都有相當分量論述中國問題。
@@@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提出
大會是在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直接主持下召開的。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主要內容是：
第一，分析了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階級本質，指出了戰爭威脅的國際形勢。《報告》針對當時對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而產生的種種混亂看法，闡明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本質，他說：“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超階級的政權，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或流氓無產階級控製金融資本的政權”，也不是“中產階級革命”，“掌握政權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最反動、最主張民族侵略主義、最抱帝國主義野心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他指出：法西斯政權，盡管打著“社會主義”招牌，高喊“消滅失業”、“財產國有化”的口號；打著“愛國雪恥”的招牌，高喊“重新爭取自由”、“保衛生存權利”的口號，實際是利用群眾的愛國心理挑起戰爭，大搞侵略擴張，是在“消滅共產主義危險”的叫囂下，建立獨裁專製政權，取消一切民主自由，任意蹂躪和壓迫人民。季米特洛夫進一步論述道：法西斯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向勞動群眾施行的最殘酷的進攻”，就是侵略和戰爭，“就是瘋狂猖獗的反動和反革命”。法西斯專政“是殘暴的，但同時又是不穩固的政權”，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法西斯專政，並不是注定不可免的，它所以能夠上台執政，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推行同資產階級進行合作的政策，拒絕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致使工人階級被分裂的結果。季米特洛夫強調指出了戰爭的迫近和法西斯侵略的發展趨勢，他指出德國法西斯是戰爭的主要煽動者，它妄圖成為歐洲的盟主。法西斯正在消滅德國、吞並捷克、奧地利，占領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並以這些國家作為進攻蘇聯的基地，以達到他們通過世界大戰重新瓜分世界和稱霸世界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隻有全世界人民一致行動，才有力量製止戰爭的爆發。事實上，由於法西斯政權對國內外人民的血腥統治和野蠻掠奪，必將促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最終為革命怒火所焚毀。
第二，指出反法西斯主義和製止戰爭的關鍵，就是在各國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建立和發展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而人民陣線的核心必須是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也就是“實行工人行動統一。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和全世界範圍內實行行動統一，這就是強大的武器，這種武器使工人不僅有能力去作順利的防禦，而且有能力去順利地反攻法西斯主義，反對階級敵人。”他指出，為了實現工人階級的統一，必須建立工人的各種形式的組織間的合作協定—如政黨、工會、合作社、青年、婦女、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者、天主教徒等等。甚至在法西斯組織中工作的工人，也必須同他們建立聯係。季米特洛夫指出：為了動員廣大群眾參加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使之取得勝利，除了“在海外企業裏，在每個區域裏，在每個省份裏，在每個國家裏，在全世界裏，建立工人統一戰線，實行工人行動統一”外，“無產階級就必須和勞動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基本群眾成立戰鬥的聯盟。因為甚至就是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勞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基本群眾也占人口的大多數。”兩種過程即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應該同時進行。季米特洛夫強調指出，在解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的時候，不能對於一切情況、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都給一個萬應的藥方，而必須從本國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適合於本國情況的具體形式。如果，“對於一切國家都采用同樣的藥方，就等於愚昧無知。”
關於建立人民陣線政府的問題，季米特洛夫說，前幾次大會已論及這個問題。在1922年第四次大會已預見到統一戰線政府的五種可能的形式，即自由政府；社會民主工人政府；工人農民政府；共產黨參加的工人政府；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工人政府。人民陣線政府，以各種形式的工人組織及其他組織形式為基礎，它應當以“一個明確的反法西斯綱領”為基礎。但它的綱領必須是階級鬥爭，而不是階級合作。它是對於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所必需的，它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導致資產階級專政。建立人民陣線政府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能否參加人民陣線政府應根據各國的特殊環境決定之。
第三，指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民族獨立而鬥爭。《報告》熱烈讚揚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並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名義，向中國人民致以熱烈祝賀。
第四，季米特洛夫的報告還指出，為了鞏固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須同“左”傾關門主義進行鬥爭。同時指出不要忘記，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跟著統一戰線的發展而增加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乃是一種手段，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一種特殊的鬥爭方法而不是思想和行動的妥協。
大會批準了季米特洛夫的報告，並作出了相應的決議。在討論季米特洛夫報告中，中國代表王明、康生、梁樸、歐陽生等人分別發言。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出了一項重要組織措施。
七大鑒於國際形勢日益複雜，各國的具體情況並不相同，而各國共產黨所麵臨的任務也不盡一致，並考慮到教條主義的危害，大會根據皮克的報告通過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決議》。決議指出，為了克服以往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幹涉過多的錯誤傾向，為了發揮各國黨獨立自主作用和加強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使各國黨更加民族化，更加適應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采取五項規定：
(1）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規定國際工人運動基本政治路線及策略路線方麵上，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一般不要直接幹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
(2）有係統地幫助造就和教育各國共產黨的幹部及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使各國黨當著事變急劇轉變的時候，能根據共產國際各次代表大會，以及共產國際執委各次全會的決議而迅速地和獨立地來正確解決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任務及策略任務；
(3）切實幫助共產黨進行思想鬥爭，反對政治敵人；
(4)幫助各國共產黨去正確利用本身經驗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可是不要機械地把一國的經驗搬到別國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籠統公式去代替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5）共產國際各最重要支部必須派遣有威望的代表來更積極地參加共產國際執委的日常工作，以保證共產國際領導機關與共產國際各支部之間有更密切的聯係。
七大所製定的關於廣泛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關於不幹涉各國黨內事務的措施，對各國黨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和深遠意義。但是，在大會《報告》和決議中，也有許多不妥之處。大會忽略了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強弱的特性上的不同。它在強調法西斯的反共叫囂和多數列強禍水東引的企圖時，忽略了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同法西斯國家的矛盾，認為“帝國主義陣營的主要矛盾是英美的矛盾。”德日法西斯不過是充當了“帝國主義戰爭的首要煽動者和挑撥者”。進而認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正在“走向空前殘暴的反動道路”。大會過高地估計了資產階級聯合反蘇的可能性，宣稱，當前“一切緊要問題”和“一切策略任務”，都要以蘇聯之鞏固“為其中心輪軸”。這樣，大會在製定新政策時，就不可避免地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各國共產黨人各麵臨的主要矛盾。大會在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和具體任務的規定上，也未能完全擺脫“左”的影響。認為現在仍然處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要求各國共產黨把反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籠統地把反對法西斯同反對資產階級等同起來。大會一再強調建立和發展蘇維埃的重要性，號召打倒本國資產階級，“用鬥爭爭取勞動者的真正民主—蘇維埃”。大會不適當地強調和要求共產黨與社會黨聯合為統一政黨，沒有充分闡明統一戰線中各階級的政治立場上的差別，沒有強調無產階級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沒有具體分析統一戰線中各政治派別不同的主張、路線和要求以及如何正確處理等這些後來都為機會主義者所利用。在中國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在中國問題上，大會高度評價“紅軍主力在朱德及毛澤東指揮之下的長途西征”的勝利和“超人的堅忍性與戰鬥精神。”充分肯定中共提出的在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三條件下和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但是，對於嚴重損害了黨和紅軍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後果，缺乏必要的認識和批評。大會對於中國蘇維埃革命寄予極大的期望，要求我黨“竭力使蘇維埃運動成為統一中國的政治中心”，“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和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
※※第二節 《八一宣言》的發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製定
@@@一、《八一宣言》的發表
1935年6月間，共產國際七大前夕，準備出席國際七大的吳玉章等獲悉日寇繼續向華北地區進攻，直逼天津，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又同日簽訂了“何梅協定”，全國人民抗日反蔣情緒高漲等情況，立即從莫斯科急電正在蘇聯南部基斯羅沃德斯克療養的王明，催他速回莫斯科商討對策。王明回到了莫斯科，他與中共代表團吳玉章等討論，接受了吳玉章等同誌提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新的戰略方針，用四天時間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初稿。接著，召開了中共代表團會議，經過七天的反複討論，正式定稿。最後由王明翻譯成俄文，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審閱同意後，於1935年10月1日正式於《救國報》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