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的文章，使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同誌有了進一步了解。在這以後，共產國際刊物經常發表毛澤東論著，據統計1936年至1939年，《共產國際》、《救國時報》共發表毛澤東的《和紅色中華記者談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18篇文稿，使毛澤東的文章傳遍全世界。
共產國際加強了對毛澤東的宣傳，對毛澤東作了高度評價。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就對毛澤東予以讚揚，來信寫道：“朱、毛底遊擊隊伍，雖然反動勢力三番四次企圖撲滅他們，可是他們不但能夠保存了自己的幹部，並且最近在福建省還取得了許多勝利。”11935年七八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對毛澤東有很高評價。同年12月1日出版的《共產國際》第33、34期合刊上，將毛澤東、朱德和方誌敏三人作為“中華蘇維埃和中國紅軍的領導者”予以介紹和報道。文章裏還附有這三個人的素描像。同期，發表了以“赫”署名的《勤勞的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文章，介紹了毛澤東傳略。文章寫道：“鋼鐵般的意誌，布爾什維克的不屈不撓精神，驚人的膽略，傑出的革命指揮官和政治家的無限的才能，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的優秀品質。”1936年，《共產國際》第1、2期合刊上又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文章，高度評價毛澤東說：“中國紅軍主力，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之下，打破了敵人的四麵包圍而退出了江西”，“鐵的意誌，布爾什維克的決心，英勇無畏的精神，革命名將和政治領袖底無限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首領毛澤東同誌底特長。”1939年，《共產國際》第6期，以《毛澤東》為題，介紹了毛澤東的傳記。文章寫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的勇敢戰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學者，傑出的演說家、軍事戰略家和天才的組織者，這就是中國人民忠實的兒子毛澤東的形象。”
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和傳頌，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1938年7月，王稼祥離開莫斯科回國前，斯大林接見了他（同時被接見的有王明、康生、鄧發等），斯大林在接見時說：“你們紅軍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是一支勝利的隊伍，你們的抗日最近很成功的。”最後斯大林說：“請把我的話轉告毛澤東同誌，並祝他身體健康！”
王稼祥回國前，共產國際特地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會議由季米特洛夫主持，邀請王稼祥參加。會議討論通過了一個支持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公開文件，另外還有一個給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文件，由王稼祥轉呈中共中央。
臨行前，季米特洛夫與王稼祥及中共駐莫斯科代表任弼時談了話，代表共產國際作了重要指示。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誌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目前仍然應該堅持與國民黨又合作又鬥爭的原則，警惕重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悲劇。”“你們應該轉告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應該承認毛澤東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請告訴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
王稼祥抵達延安後，向黨中央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鄭重地報告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宣讀了共產國際的文件，又口頭傳達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聽到傳達的同誌異常激動。從革命實踐中湧現出來的中國人民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終於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
※※第三節 蘇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崔可夫來華的任務
抗日戰爭時期，蘇聯給予中國物質上支援，崔可夫來華，共產國際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繼續右傾。
@@@一、蘇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
在共產國際號召下，各國共產黨領導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給予中國抗日戰爭以各種形式的援助，其中蘇聯人民的援助，尤為突出。
蘇聯給予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進行抗日戰爭所必需的大量物資援助。根據國民黨公布的數字，自1938年至1942年，蘇聯先後分五次提供了3.0630億餘萬美元的各種軍事裝備的物資。此外，截至1939年2月止，蘇聯向國民黨政府派遣了712名飛行員和航空機械員，近200名各種專業的軍事顧問，其中著名將領有巴季茨基、雷巴科夫、切列潘諾夫等。對於麵臨法西斯德國入侵威脅的蘇聯來說，提供這樣數量的實際援助，是難能可貴的。不少蘇聯空軍人員為保衛中國人民的國家主權貢獻出寶貴生命，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希望，是要中國服從蘇聯的外交政策。
根據蘇聯外交政策的需要，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這個條約無視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獨立，事實上承認了“滿洲國”的存在及其合法地位。在客觀上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提供了方便。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向蘇聯發動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為配合在歐洲的進攻，把中國變成它擴大侵略戰爭的“後方基地”，加緊了對解放區，特別是對華北解放區的“掃蕩”和“蠶食”。在日偽和頑固派軍隊的夾攻和封鎖之下，敵後解放區進入了空前困難時期。共產國際不顧中國共產黨的極度困難（沒有糧吃、沒有衣穿、缺乏醫藥、缺乏武器彈藥……）情況，1941年7月通知中共中央，日本正從本土把一批完整的部隊單位運到中國大陸，集中在蘇聯邊境，建議八路軍設法切斷通往北平、張家口、包頭的鐵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隊向這些地點集結。我們黨從實際情況出發，拒絕了這一建議，沒有照國際指示辦。
@@@二、崔可夫來華的任務
瓦·伊·崔可夫，1900年出生，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作為蘇聯外交信使，1927年作為軍事顧問，1929年作為蘇聯特別遠東軍司令部工作人員來華。1940年底，第四次奉命來華，擔任蘇聯駐華武官和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崔可夫於1940年12月由莫斯科動身，途經阿拉木圖飛抵蘭州。1941年元旦，由蘭州起飛抵達重慶。與崔可夫同時來華的還有15名軍事顧問和軍事專家。另外，蘇聯政府給蔣介石提供了援助—150架戰鬥機、100架快速轟炸機、將近300門炮和500輛汽車等。
崔可夫臨行前，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斯大林分別接見了他。斯大林親自向他布置任務。斯大林談話內容如下：
首先，描繪了中國階級關係和國共兩黨情況。他說：“整個小資產階級和日本資本無利害關係的一些大資本家、封建主和農民群眾都在蔣介石一邊”，而“蔣介石和孫逸仙相比，無異乎小貓和老虎”。他指出，“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而不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中國工人在數量上，甚至在組織性方麵都大大不如中國農民階級。中國的農民也世代遭受非人的壓迫。中國農民受盡壓迫和折磨。和工人相比，農民是懦弱的。但在人多勢眾時，他們能創建大業，這一點已被曆史所證明”。關於中國共產黨，斯大林說：“中國共產黨也正是依靠最貧窮、受壓迫最深和沒有文化的農民。中國共產黨對成長中的工人階級估計不足，而這遠不能不給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口號及其對革命政治任務的理解方麵打下烙印”。他斷言“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在中國共產黨隊伍中國際主義團結感發揚得不夠”。
第二，闡述了對國共兩黨的不同政策。他說：“照理，中國共產黨人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這種援助看起來像是向一個我們與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要成為反侵略鬥爭的領導者，還顯得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此外，帝國主義大國未必容忍中國共產黨取代蔣介石。”斯大林還對崔可夫說：“我們同蔣介石政府訂有相應的條約。您熟悉所有這些文件，請嚴格按照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聯合中國的一切力量反擊侵略者……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黨。共產黨同日本人是不可能聯合的。蔣介石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的支持的。”斯大林繼續說：“歐洲的局勢，希特勒的節節勝利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這就可望，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最後，下達了蘇聯顧問在華任務。他說：“崔可夫同誌，您的任務不僅是幫助蔣介石及其將領們學會使用我們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蔣介石樹立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勝的信心，蔣介石就不會同侵略者妥協，因為他害怕失去美國和英國的支持，害怕失掉存入英美銀行的資本……。崔可夫同誌，您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崔可夫根據斯大林的指示，擔任蔣介石總軍事顧問，直至1942年2月回國。
@@@三、皖南事變後共產國際繼續右傾
1940年10月，蔣介石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於1941年1月間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崔可夫正在這個時候來到中國。從崔可夫的表現看，共產國際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仍然右傾。
如前所述，蘇聯政府在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1939年12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汪精衛賣國集團成立南京中央“國民政府”……）的情況下，仍然過分重視和依賴蔣介石，想依靠蔣介石正規軍拖住日本。在人力、物力方麵源源不斷支援蔣介石國民黨，而對中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不加分析，對蔣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動視而不見，對中國共產黨力量發展壯大的問題不予關心。
崔可夫來華前，任弼時曾向共產國際彙報過蔣介石投降反共活動情況，可是，共產國際並不予以重視，不向崔可夫交代，致使蘇聯顧問來華時卻未聞此事。崔可夫在蘭州停留期間，蘇聯駐蘭州領事告訴他，蔣介石正在共產黨特區周圍調動軍隊，提醒注意蔣介石可能發動的新內戰，崔可夫大為驚訝，說：“在莫斯科研究中國局勢的時候沒有看到這樣的材料，武官處以及我們駐重慶的軍事顧問都不了解這些。”到了重慶後，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又向他陳述了蔣介石一直處心積慮要削弱和消滅共產黨軍隊的情況，但都未曾引起共產國際和崔可夫應有的重視。
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采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2月間崔可夫向周恩來提出了如下意見：日本還會進攻蔣介石，利用日蔣矛盾仍是我們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對蔣介石讓步，要緩和國共矛盾。表現出以退讓求團結的右傾態度。這種錯誤態度，遭到了中央的抵製。毛澤東當時就通過周恩來向崔可夫提出批評，說要我們對蔣介石讓步是危險的，目前是逼蔣對我們讓步時期，不是我們對蔣介石讓步的時期，因為進攻和破裂是他先發動的。經過我們的政治攻勢，蔣介石受到從未有過的內外責難。蔣對我緩和，我也可以稍示緩和，但目前尚非其時。隻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政治攻勢則不然，隻會逼蔣抗日，不會妨礙蔣抗日，故軍事守勢，政治攻勢是完全正確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共產國際、蘇聯顧問的意見，采取了分析的態度，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政策。在皖南事變中堅持了正確意見，采取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終於打退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國民黨頑固派被迫從進攻轉為防禦。
盡管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在策略上存在著分歧，並且也抵製了共產國際若幹不切合中國實際的錯誤指示。但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對蘇聯衛國戰爭作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援，這不僅表現在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減輕了蘇聯背腹受敵的壓力，而且還利用一切形式聲援和支持蘇聯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
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這個協定當時引起了許多國家對蘇聯的攻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以對新華日報記者談話的形式，發表聲明，論述了蘇、德協定的政治意義。這個聲明起了積極的作用，得到共產國際和各兄弟黨的好評。1941年6月23日，即蘇德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員會在《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指示中指出：“蘇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聖戰爭，不僅是保衛蘇聯的，而且也是保衛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鬥爭的一切民族的”。號召中國人民要大力支援蘇聯人民衛國戰爭。7月7日又發表《中共中央為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表明在反法西斯戰爭方麵我們和蘇聯完全站在同一戰線上，成敗與共，休戚相關，並相應提出了“擁護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促進中蘇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國家民族一致聯合，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等十大任務。中國共產黨還通過黨的報刊發表社論、文章，聲援蘇聯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中國工人、學生、青年、婦女等群眾團體或個人也紛紛致書蘇聯人民，對他們的英勇鬥爭表示致意和慰問。表現了中國人民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對蘇聯的支持。
@@@四、共產國際聯絡員在延安
崔可夫回國後，共產國際又派了彼得·佛拉基米洛夫來到延安，對中共活動進行監視。
佛拉基米洛夫，中國化名宋賓。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聯共（布），1931年應征服兵役。1938年5月至1940年，任塔斯社駐華特派員。1941年4月至8月，再次奉塔斯社之命駐在中國。1942年5月，他被派來延安，擔任共產國際聯絡員，並兼任塔斯社軍事特派員，一直到1945年11月。1948年至1951年，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1953年9月在莫斯科病逝。
佛拉基米洛夫動身來華前夕，他所得到的指示是：共產國際已決定建立一個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內戰，與國民黨采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勢力，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獨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必須遵從此一任務。”佛拉基米洛夫清楚地領略到，共產國際和蘇聯所關切的是中共結束內戰，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以便牽製日本兵力，不對蘇聯發動戰爭。佛拉基米洛夫就是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來到延安的。他在延安三年零六個月，經曆了抗日戰爭的後三年，經曆了我黨的整風運動，列席了黨的七大，可是，他不滿意黨中央獨立自主的政策和遊擊戰的戰略方針，在他的秘密日記中，經常指責我黨對蔣介石過於警惕，隻許我們同國民黨團結，不許我們反擊國民黨的反共活動。1940年、1941年、1943年，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我黨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進行英勇的反擊，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更好地團結抗日嗎？毛澤東當時就批判過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觀點。指出：“對於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則是用革命的兩麵政策去對待，即：一方麵是聯合他們，因為他們還在抗日，還應該利用他們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又一方麵是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因為他們執行著破壞抗日和團結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沒有鬥爭就會危害抗日和團結。”他還說過：“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眾所周知，八年抗戰中，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丟失了大片國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抗日自1938年至1945年，我抗擊日軍數為58%至75%，抗擊偽軍數為90%至100%。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共作戰125000餘次，作出了巨大貢獻。可是，這位共產國際的聯絡員，佛拉基米洛夫同誌，卻認為我們離開了共產國際的軌道，在日記中攻擊說：“八路軍（當然還有新四軍）的部隊，早已放棄了對侵略者采取積極的和消極的行動”，“中共部隊對日本目前正在一些地區從事肅清共軍的行動，並不實施抵抗，他們逃入山區，或是渡過黃河”。胡言亂語，到了不顧事實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