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深受我黨“逼蔣抗日”方針影響的張學良、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這次事變，以極為特殊的形式，打破了蔣介石的“剿共”計劃，急劇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打亂了蘇聯對華政策的實施，使蘇聯深感不滿。因此，形成了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共中央的公開分歧。
中國共產黨鮮明地肯定西安事變的性質、作用和意義，積極支持了張、楊的正義行動。明確地指出：“這一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還指出西安事變的意義，在於“在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
共產國際和蘇聯對於西安事變的性質和意義持否定態度，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後，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認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策動的陰謀。12月14日《真理報》發表社論《中國事變》，把西安事變“譴責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支持的煽動蓄謀的汪精衛”分子搞的。而“張學良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同謀”。同時《消息報》連續發表題為《張學良之策動》等文章說：張學良的反日要求“很可能”是一種偽裝。“不管這是不是事實，在這一時期張的起義結果損害了統一戰線運動”。“張學良的暴動將破壞中國抗日的力量的團結”等等。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表明了它對這次事變的立場。當英美各國駐莫斯科使節，向蘇聯外交部詢問蘇聯政府對此次事變的態度時，蘇聯外交部回答說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事先既無所聞，也不讚成。中國國民黨駐蘇聯大使訪晤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時，李維諾夫激烈地否認蘇聯與離開東北之後的張學良有過任何接觸，當問及蘇聯政府是否能幫助解決西安事件時，李維諾夫答稱唯一的途徑是使中共知道蘇聯政府的態度。
對於如何處置蔣介石個人的問題上，中共中央有一個認識過程，即由“審蔣”到“保蔣安全”再到“釋蔣”的變化。當事變消息剛傳到陝北保安時，群情激憤，紛紛要求把蔣介石押送保安交全國人民公審。12月13日下午，保安召集了約300人參加的活動分子會議。會議認為“從1927年‘四·一二’以來，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高如積山，現在是清算這筆血債的時候，必須把蔣介石帶到保安由全國人民來公審。深受蔣害的群眾的這一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當時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也主張把蔣介石公審後裁判”。12月15日毛澤東等署名發表的《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文中，號召國民黨諸公“欲自別於蔣氏，複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這裏的“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反映了當時黨中央處理蔣介石的主張。但是，在我黨了解到各方麵情況後，審時度勢，提出“保蔣安全”的策略思想，並且終於12月25日釋放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黨中央確定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得到了圓滿實現。
@@@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分歧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聯蔣策略上存在分歧。
第一，中共中央“抗日反蔣”與共產國際“聯蔣抗日”。
原先，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都主張采取反蔣抗日的策略方針。維經斯基於1935年12月撰文稱，“如果我談到中國抗日，那隻是指中國的民眾，即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蘇維埃和紅軍、遊擊隊和義勇軍以及革命的學生。它並不意味著我們包括了中國反革命頭子汪精衛和蔣介石”。明確表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內。當時的《救國時報》編輯部也發表文章，具體闡述反蔣抗日的主張，在《關於抗日討蔣》等文章中說，我們所以主張“抗日討蔣”，是因為蔣介石不但自己不抗日，而且把一切國力和軍力都用在“壓製反日運動，迫害抗日軍民，實際上是幫助日寇進攻我國”。文章進一步指出：“我們主張抗日必須討蔣，其目的在抗日，在救亡”，而蔣介石的目的在於“鼓動國人自相殘殺，拋棄反日”，我們和蔣介石之間“絕無共同之處”。文章還說，蔣介石、何應欽等，“實為壓迫救亡運動的最主要的罪犯，實為害國害民的最主要的蟊賊”，而“國民黨的黨員群眾及其黨內派別，並不見得在一切問題上都同蔣介石同一意向。”文章號召，一切追隨蔣介石的人們，“迅速覺醒，樹立討蔣的旗幟，跟隨全國人民，一塊打倒蔣介石”。十分明確地說明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蔣抗日的方針。王明也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宣傳反蔣抗日的主張。他在《怎樣準備抗日》一文中說，蔣介石是現代“中國的秦檜、張邦昌、曾國藩”，他“殺同胞以媚外，出賣祖國而求榮”。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蔣介石毫無疑問的是中國人民和紅軍的主要敵人”。
不久，共產國際改變了反蔣抗日的立場。是什麼因素促使國際改變政策的呢？蘇聯政策的轉變，是共產國際改變立場的重要原因。1935年冬和1936年春，蘇聯、日本關係的變化，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間在遠東角逐，蘇聯和南京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改善。這一切促使蘇聯對蔣政策的轉變。1935年底，國民黨政府代表陳果夫前往莫斯科，尋求蘇聯援助。翌年，陳果夫回國後，與蘇聯駐南京大使鮑格莫洛夫秘密談判，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於1937年正式公布）。中蘇關係有了改善。
蘇聯政府與國民黨南京政府關係的改善，對於共產國際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的立場，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大體上與蘇聯和國民黨改善關係相適應，1935年底，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了“聯蔣抗日”的方針，此後，斷然停止了“反蔣”宣傳，並強烈要求中共放棄“反蔣”政策，實行“聯蔣”的方針。王明發表文章公開提出聯合蔣介石抗日的主張，他說：“我們準備與任何軍隊和任何將領訂立戰鬥協定，去共同進行反日鬥爭”，他還說，“至於講到蔣介石個人”，我們“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聯蔣”，而在於當時是否具備了“聯蔣”條件，以及如何實現“聯蔣”，共產國際過早地提出“聯蔣”口號是脫離中國當時實際情況的。《八一宣言》公布時，中國共產黨正率領紅軍在長征途中苦鬥，蔣介石調集幾百萬軍隊前堵後追，決心殲滅這支人民的武裝。長征到達陝北後，蔣介石仍然集中數十萬軍隊對紅軍和根據地進行“圍剿”，麵對這種嚴酷的鬥爭現實，怎麼能“聯蔣”，把蔣介石包括在統一戰線之內？！如果當時機械地執行國際指示，停止抵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與蔣介石搞統戰，無異向國民黨繳械投降。正因為這樣，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28日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中，明確提出的口號是“抗日反蔣”。宣言聲稱：“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隻要他願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作戰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當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一方麵提出聯合的“人民共和國”政府，“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另一方麵這裏的“一切”是把蔣介石排除在外的，文章不止一次地把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並提，如“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
中國共產黨從實際鬥爭情況出發，堅決實行了“抗日反蔣”的政策。
第二，中共中央的“逼蔣抗日”與共產國際無條件的聯蔣抗日。
隨著日本擴大對華侵略，英美與日本矛盾的尖銳化，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內外壓力下，有改變對日態度的表示，如1936年7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宣稱：“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中共中央遂放棄了“反蔣”口號，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向國民黨“諸位先生及國民黨全體黨員”發出呼籲：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接著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發布《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宣布改變“抗日反蔣”的口號為“逼蔣抗日”的總方針。並重申“讚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讚助召集由普選權選出的全國的國會，擁護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堅決主張者，是全國各黨、各派（蔣介石國民黨也在內）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中國共產黨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策略的轉變，是根據中國形勢發展的實際情況來定的，是正確的。“逼蔣抗日”的口號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和國民黨各派勢力的同情和響應。“逼蔣抗日”方針的基本精神，就是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隻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同時，隻有聯合國內一切主張抗日的政治派別，經過鬥爭，才能迫使蔣介石放棄反動政策，加入抗日營壘。這些都與共產國際的主張不同，共產國際和聯共認為，同蔣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要應當同蔣介石會談，隻要蔣介石同蘇聯結成反日聯盟，他就能夠加入抗日營壘了。他們不同意中共獨立自主原則，幻想以蔣介石為中心造成全國統一戰線的局麵，以阻滯日本侵蘇野心。共產國際這種方針與中共中央的以共產黨為主體的“逼蔣抗日”策略是相反的。雙方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第三，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政策上與共產國際的分歧。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主張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作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具體形式，但是，在如何處理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存在與發展的問題上，雙方意見並不一致。中共中央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根據《八一宣言》精神，於1935年11月28日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和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決議中，都提出了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問題，認為“反日反賣國賊的民族統一戰線之最廣泛的與最高的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這個未來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是什麼性質呢？蘇維埃和紅軍與它的關係以及地位怎樣呢？中共中央公開闡明，這個政府應該是一個“真正救國救民的政府”，是一個“集中統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中央鄭重宣言：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製度。”“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擔任一定的戰線，並保證每一作戰任務的完成。”同時黨中央又指出：“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實現民主共和國的鬥爭過程中，絕對不應該削弱蘇維埃紅軍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是蘇維埃紅軍在一定綱領上同其他政權及武裝力量所成立的政治軍事協定，但並不與其他政權及武裝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統一指揮之下，但並不取消蘇維埃紅軍組織上與領導上的獨立性。”很明顯，中共中央以建立“民主共和國”代替蔣介石國民黨的“集中與統一”作為聯合的基礎，是非常正確的鬥爭策略。一方麵，它反映了全國人民普遍要求聯合抗戰的願望，同時又揭露了蔣介石國民黨反民主的要害；另一方麵，它避開了蔣介石國民黨對蘇維埃區域與工農紅軍統治權、領導權的無理要求，同時也是對蔣介石的一種壓力，這確是一個機動靈活、反守為攻的高超的鬥爭策略。
中共中央這種獨立自主的政策和策略，王明和共產國際是不同意的。共產國際批評中共擴大蘇區和紅軍的活動，是“不現實地擴大蘇維埃運動的計劃”。王明也指責中央領導同誌，“還不完全掌握在實踐中統一戰線是什麼意思”。他認為擴大和鞏固自己力量的行動將“阻礙全國聯合”。王明的這些觀點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後進一步發展成右傾投降主義，對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綜上所述，共產國際雖然對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領導權和對待蔣介石等問題上，存在右傾錯誤，而這種右傾錯誤，不可避免的對抗日戰爭帶來消極作用。我們黨在極端複雜的曆史環境中，不斷地總結曆史和實踐的經驗教訓，逐步擺脫教條主義影響，抵製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堅持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隨時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找到了組織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方法。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