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同以前的統一戰線策略比較，具有許多新的內容和特點：
(1）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後的國內政治形勢，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步步進逼、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痛斥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投降賣國政策，指出一個抗日群眾運動的高潮正在興起。宣言寫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進攻，南京政府賣國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繼東北四省之後實際淪亡了。”“長此下去，眼看長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宣言指出，蔣介石等人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我國領土。以‘逆來順受’的主張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內’的武斷宣傳來進行內戰和壓迫一切反帝國運動……”，是導致國家淪陷的根源。宣言高度評價了十九路軍凇滬抗日、福建人民政府聯合抗日、東北數十萬武裝反日鬥爭的意義，充分估計了中國“絕大多數工農軍政商學各界同胞，絕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馬奴隸”的決心。顯然，宣言抓住了中國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把鬥爭的鋒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集團的投降賣國政策，強調中國人民的頭等任務是抗日救國，這同過去黨曾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等“左”的口號，有了根本不同。這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順應了全國各族人民的要求，有利於動員和發動人民群眾參加偉大的抗日救國鬥爭。
(2）宣言改變了長期以來堅持的“下層統一戰線”或工農兵學商聯合的方針，提出各黨派各軍隊和各界同胞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宣言指出中華民族正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宣言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該當有‘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宣言的上述主張，反映了黨的策略開始向擴大聯合方麵轉變：由“下層統一戰線”到注意上層；由與一部分抗日軍隊的聯合到與一切抗日黨派、團體、階級和階層（除蔣介石等少數賣國賊和漢奸外）實行抗日大聯合。這個轉變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戰略策略原則的。
(3）宣言放棄了在發動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同時，加速工農蘇維埃革命運動，從而由兩個政權尖銳對立，激烈鬥爭的主張，改為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政治主張。宣言提出由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共同成立國防政府。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為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在國防政府的領導下，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組成抗日聯軍。“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宣言還提出了十條方針作為國防政府的實施綱領。宣言提出的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是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發展，也是對以前在政權和軍隊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政策的否定。在此之前，“左”傾機會主義者曾認為，或者是蘇維埃政權，或者是國民黨賣國政權；或者是紅軍，或者是白軍，在兩個政權和兩種軍隊之間不能有任何別的政權和軍隊。他們這種認識和主張嚴重妨礙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國難當頭，民族危機嚴重，從民族和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有必要在共同利益基礎上調整國內階級關係，中心是調整兩黨兩個政權兩種軍隊的關係，改變尖銳對立你死我活和寸步不讓的局麵；有利於調動整個國家民族的力量進行抗日鬥爭，也易於被廣大群眾接受。
《八一宣言》標誌著黨的策略轉變，它貫穿著擴大聯合，集中打擊主要敵人策略思想，是從打倒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開端。
《宣言》於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國報》首次發表。並經各方努力，衝破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封鎖禁令，秘密傳入國內。《宣言》在國內迅速傳播，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愛國運動的發展。與黨中央失去聯係的上海、天津、北京黨組織以及軍委係統等，立即遵照《宣言》精神，積極在上層和文教界，開展統戰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八一宣言》也有不足之處，表現在《宣言》隻是一般地說明了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而對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華北事變後，中國各階級、各黨派對抗日的態度缺乏具體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宣言》也隻能一般地提出團結抗日的號召，而不能提出促進一切抗日階級和黨派團結合作的具體政策。同時，在強調一些階級、階層、黨派、軍隊抗日性時，無視他們存在著的程度不同的動搖性、反動性，雖然有利於克服“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關門主義傾向，卻為“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錯誤，開了方便之門。另外，《宣言》發表後，遠離中國的王明等人除對宣言作了一些宣傳外，缺乏更有力的措施去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實現，不可能在實際上正確地解決問題。
因而，完全地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係統地糾正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防止右的錯誤產生，特別是具體實踐統一戰線政策的任務，就落到了遵義會議建立的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身上。黨的瓦窯堡會議，以及會後的一係列活動，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解決了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
@@@二、瓦窯堡會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最後形成
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後，我黨駐國際代表團派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出席國際七大的林育英（張浩）回國，向黨中央傳達國際七大方針策略。林育英肩負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重任，身帶電訊密碼，從蘇聯進入外蒙古，跋涉大戈壁，曆盡艱險，於1935年11月下旬抵達陝北，恢複了中斷一年之久的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係。（在這之前，共產國際曾派李立三等人設法恢複與中共聯係，都失敗了）。1936年春，劉長勝又攜帶電訊密碼由蘇聯回到陝北，加強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間的電訊聯係，這一聯係的恢複，受到中共中央的歡迎，毛澤東說：“過去一個時期內，中國革命力量和國際革命力量被蔣介石隔斷了，就這點上說，我們是孤立的。現在這種形勢已經改變了，變得對我們有利了。今後這種形勢還會繼續向有利的方向改變。我們不會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1935年12月，黨中央於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參加會議，傳達和報告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製定的《八一宣言》的內容、發表經過等。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策略方針和我國的具體政治形勢，於12月25日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決議和報告標誌著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後形成。
瓦窯堡會議沒有對共產國際指示和建議照抄照搬，而是從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給以具體分析和靈活運用。會議通過的決議和毛澤東的上述報告，解決了《八一宣言》未能解決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係統地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決議規定了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隻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決議分析了階級狀況，指出：“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不管他們怎樣不同意土地革命與蘇維埃製度，在他們對於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鬥爭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參加之時，對於反日戰線的開展都是有利的。”因此，“黨應該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對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的衝突和矛盾，“黨亦應使用許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時處於不積極的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
決議著重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決議指出：“為了更大膽的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以爭取黨的領導權，黨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做堅決的鬥爭。在目前形勢下，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毛澤東在報告中列舉了關門主義的表現，分析了它的危害，指出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因此，“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製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決議還分析了關門主義的根源，指出它的產生，主要的是由於不了解實際，不會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實際中來，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結果。號召全黨投入到鬥爭中去，大膽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
第二，提出防止右傾機會主義複活，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決議清醒地指出：“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社會階級與階層，不同的武裝隊伍，他們參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動機與立場。”因此，“黨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以反對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時，應該堅決不動搖的同反日統一戰線內部一切動搖、妥協、投降與叛變的傾向作鬥爭。”關於領導權問題，決議指出：“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也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勝利。”毛澤東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台柱子”。決議告誡全黨說：“1927年時期的陳獨秀主義，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黨支部與黨員中的複活，是可能的。毫無疑義，黨應該向著這種右傾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鬥爭。”
第三，為適應新形勢作了若幹政策的改變。決議決定改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名稱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相應地改變了許多政策：1.改變對小資產階級政策，給予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保護小資本工商業；2.優待一切同情於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3.優待一切願意反日反賣國賊的白軍官長、士兵，對於抗日軍隊，給予盡可能的援助，直至協同作戰；4.改變對富農的政策。不沒收富農財產，在平分土地時，富農分得同貧農、中農同等的土地；5.放寬對民族工商業資本家的政策；6.保護華僑。
綜上所述，決議和報告在遵循《八一宣言》關於克服關門主義、抗日反蔣方針的同時，在堅持黨的領導，既反對“左”傾、又防止右傾，上層和下層結合、著重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原則，以及許多政策方麵，都比宣言大大前進了一步。決議和報告，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我黨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完整、最正確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綱領，它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策略路線的形成。
※※第三節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聯蔣方針的演變
@@@一、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
兩廣事變。1936年五六月間，擁有30萬軍隊的陳濟棠、李宗仁等，響應我黨“逼蔣抗日”的號召，通電全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及中央政府請纓抗戰。名曰請政府出麵領導抗日，實則鋒芒直指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對兩廣事變采取支持的態度。黨中央稱頌此舉為“中國人民武裝抗日討逆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開始”，認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義，因為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表現了對兩廣事變的熱情支持。
和中共態度相反，共產國際和蘇聯對“兩廣事變”采取否定態度。《消息報》發表文章指責“事變是日本人試圖煽動中國內戰，以便掩蓋對華北的新的進攻”。說“事變打起抗日的口號，僅僅是控製國民政府的假麵具”。《真理報》也發表文章說：“不管發動事變的將軍們的個人傾向如何，運動的發展已遠遠超過他們的頭腦，並且已經阻礙了中國的中部和北部發展起來的抗日運動。”季米特洛夫還批評中國共產黨未能“成熟到足以掌握今天中國所麵臨的複雜形勢”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