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他們也實行“左”的肅反政策，由黨到軍，由上到下，由機關到農村，進行肅反。他們搬用蘇聯肅反中的神秘化“經驗”，抄襲洋教條，肅反機構自成係統，不受黨委的領導、大搞逼供信，亂捕亂殺，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反AB團，改組派、取消派或社會民主黨之名，誣陷和捕殺了不少群眾領袖和重要幹部，結果大傷了黨的元氣，大大地削弱了黨的戰鬥力。
※※第四節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
@@@一、李德的“左”傾軍事錯誤
李德在中國的筆名叫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生於1900年。青年時期參加德國共產黨，因參加工人起義，1926年被捕，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並進了軍事學校。1932年伏龍之軍事學校畢業。由於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軍事學院又是高才生，對軍事理論背得很熟，得到共產國際和米夫的賞識。因此，奉命來中國，任中共軍事顧問。他來到中國後，先在哈爾濱、上海住了一個時期，1932年9月從上海繞道汕頭來到瑞金。他支持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誇誇其談，自命不凡，以華夫的筆名在《革命與戰爭》上發表軍事評論文章，並參與製定軍事計劃、長征計劃。
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同黨內犯“左”傾錯誤的領導博古在軍事指揮上，實行一係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周恩來說：“當時在軍事上有個李德，他雖然是個顧問，卻成了太上皇，他說了算，他和博古的軍事路線相結合，一直到遵義會議。”李德和博古結合，推行了一條“左”的軍事路線，這條軍事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得到完全貫徹，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李德是怎樣“指揮”的呢？他在擔任紅軍軍事顧問時，推行的是軍事教條主義的一套，他很少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隻憑他在軍事學院學到的書本上的理論知識，照樣搬到蘇區，進行瞎指揮。當時適逢王明“左”傾錯誤發展到頂峰，李德同他們氣味相投，配合得非常密切。博古當時是總書記，他不懂軍事，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總書記博古撐腰，博古又有李德當顧問，兩人相互支持。他們專橫粗暴，完全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排斥了毛澤東等同誌的正確主張，由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拋棄了紅軍多年浴血奮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裏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出入很大。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無法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的過失，可是他卻動輒訓斥處分別人，經常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不同意見。
整個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照李德那一套進行的。一開始就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去打位於白區的敵人的鞏固陣地黎川縣的硝石和資溪橋。1934年春，當紅軍在廣昌戰役中遭受很大損失後，他又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轉為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實行“分兵把口”、“節節抵禦”、“短促突擊”，使紅軍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在一年多時間內，紅軍始終在敵人日益壓縮的碉堡線裏打圈子。當時就有人對李德的瞎指揮提出批評，有的同誌曾經向中央提出建議，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爆發的福建事變時機，紅軍主力出擊蘇浙皖，或轉戰湖南中部，來掩護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可是，當時的“左”傾領導拒不接受正確主張，仍然堅持李德的打法，反對遊擊戰，硬打正規戰。1934年秋，有的同誌又向中央建議，派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挺進，威脅長沙，迫使蔣介石軍隊由追擊行動改變為進攻的布置，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消滅之。可是，這個正確的建議又未被采納。這樣，打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長征隊伍出發後，李德等人強令部隊采取“甬道式”搬家方式，實行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當時李德已經無法全麵指揮，隻能根據各部隊來的電報提出意見。在困難麵前，李德驚慌失措，一籌莫展，毫無自知之明，反而遷怒於人。
博古、李德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長征初期繼續給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盡管紅軍英勇頑強，但接連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損失慘重，由出發時的八萬人，到遵義會議隻剩三萬餘人。
@@@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造成嚴重的惡果，使白區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百，紅區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喪失了除陝甘寧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30萬人降到25000人，使中國共產黨由30萬黨員降到3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使中國革命陷於極端危險的境地。
※※第五節 遵義會議召開，確立了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
@@@一、遵義會議的召開，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確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勝利召開並取得成功，除了國內原因外，還有特定的國際背景。在中央紅軍長征前夕，黨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失去了電訊聯係。早在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在上海設立了上海中央局，負責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可是1934年10月，正值中央紅軍長征前夕，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壞，國民黨特務先後捕去了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和電台工作人員，劫走大量電台，收發報機、通訊器材和活動經費，從此，黨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中斷了。
黨中央與共產國際聯係的中斷，使得黨和紅軍能夠擺脫共產國際的不必要幹預，並更多地依據當前的實際情況決定自己的方針，獲得了更大的行動自由。這正是遵義會議能夠勝利召開並獲得成功的重要國際原因。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深刻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二、偉大的曆史轉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遵義會議是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深刻地提示了一條最重要的革命真理：“馬克思主義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一個黨如果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解決本國的革命問題，而統統依賴外人，或者機械地照搬書本和外國經驗，那是毫無希望的。我們黨真正實踐這條真理，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是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領導方針和領導組成問題的開端。
第一，獨立自主地批判並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至遵義會議處於幼年的不成熟階段，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製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的好幾任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正確地處理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對於共產國際右的或“左”的錯誤都缺乏識別和抵製的能力，他們犯了右的或“左”的錯誤。毛澤東曾經指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所以犯錯誤，就因為他們跟著外國人跑，而不能獨立自主地把理論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遵義會議是我黨曆史上偉大的轉折點。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使黨的路線開始轉到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但這不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進行的，這和我們黨結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停止瞿秋白“左”傾盲動、批判李立三“左”傾冒險的錯誤有所不同。在大革命失敗的關頭，共產國際於1927年7月作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指示中國黨“采取種種辦法，糾正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錯誤，政治上健全黨的領導機構”。並且指派羅明那茲來華貫徹國際決議，糾正陳獨秀的錯誤。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停職。“八七”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共產國際對於糾正瞿秋白、李立三的錯誤也是直接幹預的。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30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和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等，批判了瞿秋白、李立三的錯誤，直接指導和幹預了糾正中國黨的錯誤。遵義會議與以往情況不同，它是在軍情緊迫，與共產國際失去聯係的條件下，由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出發，依據鬥爭的迫切需要，獨立自主地自行糾正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把黨的領導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成熟的標誌。
第二，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央領導組成問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會後不久又決定了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在行軍途中，又組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
遵義會議改組黨和軍隊的領導，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也不是經過共產國際事先圈定的，而是通過中國革命實踐反複檢驗、為全黨全軍所公認的。遵義會議選擇了這樣的領袖，並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這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重大組織問題的開始。
遵義會議體現了獨立自主精神，但並不是反對共產國際，相反，遵義會議仍然尊重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保持了與共產國際的團結。遵義會議通過的決議肯定了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把李德和我們黨主要領導人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指導嚴格地區分開來。而且遵義會議後，1935年夏，紅軍長征到達川西過了瀘定橋，中央派陳雲途經上海，轉赴莫斯科去恢複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反映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和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這表明我們黨仍然尊重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陳雲偕同陳潭秋，楊之華等人，於1935年8月20日抵達莫斯科。他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遵義會議的情況。（一說黨派王稼祥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共產國際讚揚我們的黨能夠靈活和正確領導國內戰爭。產生了這樣一批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身經百戰、智勇雙全的將領和黨的領袖。陳雲到了莫斯科後，共產國際更加支持毛澤東了。
遵義會議一方麵維護了我們黨與共產國際的團結，另一方麵也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堅決地糾正了在共產國際影響下的黨的“左”傾錯誤，從而在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我黨正確地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的典範，是正確地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的轉折點。從此開始，我們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既尊重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又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從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出發，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態度。遵義會議後，我們黨開始擺脫教條主義影響，進一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好地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從而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