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1932年至1943年）、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委員（1932年至1935年）和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候補委員（1935年至1943年）直接參與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決策，利用共產國際刊物和講壇傳揚王明的“業績”，製定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指令中國共產黨執行，形成了太上皇。王明在遙遠的莫斯科發號施令，博古等人在國內照令辦事的局麵。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繼續發展，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嚴重危害。
(1）通過蘇聯出版社再版《兩條路線》小冊子，強化“左”傾綱領。《兩條路線》，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代表作，是一部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通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轉化為黨的決議，向全黨貫徹，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危害。他到達莫斯科後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小冊子再版，一方麵用以擴大國際影響，另一方麵進一步為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提供理論根據。1932年3月，小冊子在蘇聯出版單行本。王明寫了《再版書後—或對小冊子的補充》，揚揚四萬餘言，幾乎把小冊子的篇幅增加了一倍，並改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書後》除重申原著關於形勢任務、階級關係、革命道路、鬥爭策略等一係列根本問題的“左”傾觀點外，又對某些問題從更“左”的方麵作了“補充”、“糾正”、“新加”說明。
（2）利用共產國際刊物和講壇，吹噓“中共中央四中全會後，全國在國際路線的基礎上，進行實際工作的轉變。”“才得到曆曆可數的成績。”為“左”傾中央打氣。
王明從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在蘇聯期間，先後於《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救國時報》等刊物上，發表了38篇論文、講話。連篇累牘地宣揚四中全會的正確性和四中全會以來所取得的成績。
王明的文章、講話，通過各種途徑傳到國內，成為博古等人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尚方寶劍。
(3）參與製定和竭力推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的“左”的方針政策，使“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進一步發展。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國接連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第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紅軍和各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九一八事變，全國抗日民族運動的新高漲等。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事變發表了許多文件，主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關於中國的論述、《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反對日本侵占滿洲、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而鬥爭的號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關於中國的論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會關於中國的論述等。這些文件堅持和發揮了“左”傾觀點，使中共“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
第一，武裝保衛蘇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占我東北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奴化整個中國的一個極為嚴重的步驟，作為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應當麵對這一新的形勢，分析各種交錯的矛盾，向全國人民及時地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收複失地”、“保衛祖國”，“聯合一切民族民主和階層，一致抗日”等口號，積極推動當時已經日趨高漲的全國抗日運動。可是，共產國際和王明等人對於這一新形勢，從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認為九一八事變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和獨霸中國的一個極為嚴重的步驟，而是“進攻蘇聯戰爭底序幕”，是要把中國“變為將來對蘇聯作戰的許多根據地之一”，因而提出“武裝工人”、“武裝保衛蘇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等口號。
共產國際通過王明把國際指示傳達到國內，博古則堅決貫徹執行，他們把“反對進攻蘇聯”、“武裝保衛蘇聯”作為九一八事變之後黨的“中心任務”，大聲疾呼要以實際行動去援助蘇聯和紅軍。他們舉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1932年5月25日—5月31日）和“擁護蘇聯周”(1932年8月1日—8月7日）。
這些宣傳和作法，把中國人民抗日禦侮的鬥爭與“保衛蘇聯”的鬥爭對立起來，看不到在日本妄圖滅亡中國的特定條件下，中國人民革命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一致性，必然引起全國人民的誤解和不滿。使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之間的關係隔離起來。
第二，下層統一戰線，打擊中間勢力。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於1932年8月27日—9月15日舉行。參加會議的有35個國家的174名代表，中共代表王明、洛甫分別發言，王明發言題目是：《中國革命運動的蘇維埃鬥爭階段》，王明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第十二次全會把共產國際六大以來的“左”傾機會主義推進到了頂點。共產國際和王明不顧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中間階層的抗日要求，指示“中國共產黨今後仍應竭盡全力”、“在群眾反帝鬥爭中廣泛而徹底地運用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在爭取中國獨立、統一和完整，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堅持長期以來排斥中間勢力的關門主義策略。
1934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時，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已於頭年12月召開。會議斷言“世界簡直已經緊緊逼近到革命與戰爭底新周期”，並“號召全世界工人和勞動者，以極大的犧牲精神來保護蘇聯去對帝國主義者底反革命陰謀”。會議強調“中國蘇維埃革命已經成為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把保衛中國蘇維埃革命同保衛蘇聯聯係在一起，指出“要盡力阻止反蘇戰爭”、“保衛中國人民，也就是保衛蘇聯。”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表示，“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國際指示，提出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是“阻止中國走向殖民地道路”和“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堅持“用一切力量經過廣大的下層統一戰線的運動去奪取群眾、組織群眾、準備群眾、領導群眾”，“集中火力反對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派別”。同年4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國際十三次全會提綱的決定》，“一致地完全同意全會”、“下層統一戰線”方針。
五中全會繼續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與關門主義方針，不久“建人民政府”失敗，中共中央上海執行局被敵人破壞、中央紅軍被迫長征，九一八以來的大好革命形勢就此被斷送了。
第三，過分誇大國民黨反動統治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在蘇區鬥爭和非蘇區工作中，提出了一係列冒險錯誤主張。
在鬥爭形勢的估量上，文件認為紅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使中國進到了革命危機的時期，中國蘇維埃促使整個殖民地世界革命化了。把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看作是國民黨統治“總崩潰”的到來，基於共產國際對形勢的這種過高的分析，博古為首的中央又把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作為奮鬥目標，再次提出“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計劃。他們認為革命力量已經發展，具備了奪取中心城市的條件，提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取得湘、鄂、贛、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1932年1月9日，又通過《中共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認為：“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不同了”，“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麵了”。1932年5月20日，他們又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電，要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奪取一、二個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共產國際依然從“城市中心論”出發，強調非蘇區革命運動的重要性，認為“革命職工運動的中心任務，依然是在個別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中或在一些有決斷意義的工業部門裏，去組織和準備經濟的鬥爭。”並認為，這種個別城市和個別工業部門內的罷工，將使舉行總的政治罷工成為迫切的任務。在這樣的分析下，“左”傾教條主義者，壓製劉少奇關於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反對必要的防禦和退卻，反對利用一切合法的鬥爭，在一些中心城市裏，不顧白色恐怖，繼續采取冒險的進攻政策，強令少數黨員群眾經常地無條件地舉行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和飛行集會，甚至要發動武裝起義。
王明等進一步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後果，使蘇區丟失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區，黨的組織和工作幾乎損失百分之百。
(4）接過共產國際“反對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口號，“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打擊持正確意見的同誌。
1931年3月25日—4月13日，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在莫斯科舉行，有25個國家的180名代表參加，署名王青青（譯音）的中共代表出席了會議、作了發言。全會“主要是討論了由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全麵爆發、某些國家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機的前提不斷增長而出現的問題”，全會把“聯共（布）黨徹底打垮了右派分子”、“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粉碎了右派集團和調和派集團”，譽為國際執委十次全會以來“最重要的成績”，全會繼續強調反右。
中共中央根據全會決議，於1931年9月10日通過《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決議》，要求全黨“集中火力反對右傾”，11月初，在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反右傾，無理指責毛澤東“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的經驗論”和“富農路線”，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正當國內“集中火力反對右傾”的時候，王明於1932年3月31日在《布爾什維克》（俄文）上發表《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文章，大唱集中反對右傾的論調。強調說：必須“堅決地反對各種各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險。”為反右傾打氣。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再次反對毛澤東、攻擊毛澤東的正確理論和實踐是右傾“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等等，並撤銷了他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離開紅軍，去專做政府工作。
1933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為了繼續反對右傾和推行“左”傾的政策，在福建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他們把羅明的正確意見，錯誤地說成是“對革命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給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隨後，他們又在各革命根據地和黨政軍各部門中，尋找和批判所謂“羅明路線”的“代理人”。又批判了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打擊鄧（小平）、毛（澤潭）、謝（唯俊）、古（柏）。給他們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單純防禦路線”、“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執行者”等帽子，予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由莫斯科發號施令，博古中央貫徹執行的、持續不已的反右傾鬥爭，使“左”傾錯誤在各革命根據地更全麵地推行，從而造成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更大危害。由於國際形勢變化，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不斷失利，共產國際和王明才對其“左”傾錯誤有所收斂，指示停止反右傾鬥爭。但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還從莫斯科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他們首先肯定中央蘇區的反羅明路線的“正確”。隻是因為形勢發展變化，蔓延已久的反右傾鬥爭，才不得不被迫停止。
(5)配合蘇聯肅反運動搞肅反擴大化，製造冤案，殘害無辜同誌。
蘇聯的肅反工作從20年代末就開始了。1928年在莫斯科進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開審訊，30年代初期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間和“民族主義傾向派”內，也進行了相當規模的逮捕。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殺，迅速在蘇聯掀起了一個大規模“鎮反肅托”運動。這一運動，無疑打擊和鎮壓了一些真正的敵人，但也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肅反擴大化錯誤。
正當蘇聯“鎮反肅托”運動發動時，王明、康生（康生1933年7月到達莫斯科，很快被王明提拔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聞風而動，迅速成立了一個所謂肅反辦公室，按照蘇聯的規格，在中國共產黨旅居蘇聯的黨員幹部中，也照樣搞起一個“鎮反肅托”運動。他們打著“肅反”的幌子，以“叛徒”、“特務”、“間諜”、“奸細”、“托派”等罪名，通過蘇聯公安機關任意捕殺無辜同誌。當時旅居蘇聯的中共黨員，失蹤、被捕、被流放、被勞改，下落不明，被處死者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