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東路並非完全隸屬中國的主權。認為“按照民國13年北京及奉天蘇俄的協定之精神與文字，因中東路係俄國國家出資，在中國境內建築，所以規定為中國與蘇聯共管，並不是完全屬於中國的主權。須滿條約所訂60年期限，或未滿期依中俄雙方商定由中國贖取後，始能完全屬於中國的主權。”
(2）中東路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中共中央在1929年7月12日宣言中說：“蘇聯在中國的權利，僅隻是在中東路沒有完全放棄，唯一的原因是因為中東路是進攻蘇聯之一個有力的根據地”。“若現將中東路交給‘中國’政府，事實上是等於交給日本帝國主義。蘇聯為保衛本國的無產階級的政權，為要保衛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不能將進攻自己之一個武裝工具交給敵人。”
(3）中東路事件會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軍閥們在報紙上造的謠言是欺騙不了我們的。哈爾濱、中東路事件，對於我們不僅沒有一絲半毫的好處，而且國際帝國主義正想利用這個機會，進攻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蘇聯，消滅中國革命。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把我們逐到第19層地獄下去”。基於上述認識，黨中央提出了具體要求，即用遊行、罷工、罷課和舉行武裝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上述脫離群眾的方針，引起了陳獨秀的不滿。1929年7月28日，陳獨秀致函中央。批評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在中東路問題上的策略，對“擁護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提出了異議。認為黨的宣傳策略太說教式，太抽象了。“即是說單是從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夠解答群眾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實際問題。……隻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並且使國民黨很便當地簡單明了地把‘擁護中國’的口號和‘擁護蘇俄’的口號對立起來，叫群眾自己選擇一個”。另外，他認為片麵強調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將促使中國國內革命高潮的到來的提法，易為群眾所誤會。說：“中央通告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樣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使同誌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它趕快向蘇聯進攻吧！’”他認為應該直接抨擊國民黨那種與中國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他主張“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他認為這樣更能使群眾親切了解，更能得到群眾的同情和支持。
黨中央發表了答陳獨秀的公開信，對陳獨秀的批評進行反批評。信中說：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隻是部分的策略問題討論，而且包括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陳獨秀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因為他走上了資產階級的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自然要反對‘擁護蘇聯’的口號；因為他被資產階級宣傳所謂民族利益所威脅，忘記了民族革命的利益，自然要反對擁護蘇聯的口號。所以這絕不是什麼宣傳策略上的討論，而是他根本離開了無產階級的觀點”。月11日，陳獨秀又寫信給中央，批評中央的複信。
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開除陳獨秀等人黨籍的決議。決議宣示：“這次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聯合進攻蘇聯，中央在此緊迫時期依據國際與中共黨的六次大會決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與‘擁護蘇聯’的口號。動員全黨同誌，號召全國無產階級、農民與廣大勞苦群眾一致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軍閥。陳獨秀等不但不在中央的決定之下一致工作，而且離開中央路線，提議以‘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精神，與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觀點和階級觀點絕對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眾中間散布起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資產階級左派的泥坑”。
※※第二節 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
@@@一、從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到李立三中央的戰略方針
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城市中心論”對李立三錯誤的出現，有著直接的關係。“第三時期”理論是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首先提出來的，他在《論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中，作了係統的論述。他認為“第一時期，即資本主義體係發生最尖銳的危機和無產階級進行直接革命發展的時期，在1921年達到了發展的頂峰，其結果一方麵是蘇聯戰勝了武裝幹涉和國內反革命勢力，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了共產國際；另一方麵是西歐無產階級遭到了一係列嚴重失敗，資產階級開始了全麵進攻，這個時期最終一環是德國無產階級在1923年的失敗。”“第二時期是資本主義體係逐漸形成局部穩定的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恢複過程的時期，是資本主義的進攻變本加厲和無產階級大軍由於遭到嚴重失敗而繼續進行防禦戰的時期。另一方麵，這個時期是蘇聯迅速恢複並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也是各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廣大群眾中的政治影響擴大的時期。”第三時期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經濟超過戰前水平，而蘇聯經濟也幾乎同時超過戰前水平的時期。……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來說，……這個第三時期既然特別加劇了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縮小之間的矛盾，就必然會引起新的衝突的時期，即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它們反對蘇聯的戰爭，反對民族解放戰爭，帝國主義者武裝進一步幹涉的時期，也就是大規模階級搏鬥的時期。這個時候加劇了各種國際矛盾（各資本主義國家同蘇聯的矛盾、作為瓜分中國的先是武力占領華北、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等等），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促進了殖民地運動（中國、印度、埃及、敘利亞），從而必然會通過資本主義穩定本身的矛盾更加發展而使得資本主義穩定進一步瓦解，使得資本主義總危機急劇尖銳化。
這個理論提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對於動員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作出深入的科學的分析，沒有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複雜情況作出全麵考察。因此，誇大了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以及帝國主義和蘇聯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嚴重性，認為“第三時期”就是“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時期，要求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準備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從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處於“戰爭和革命的時代”，要求各國共產黨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就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誇大了革命戰爭運動的發展。
這個時期，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在莫斯科，周恩來也於1930年去蘇聯，項英負責職工運動和長江局工作，向忠發是總書記，但中央日常工作，主要由常委兼宣傳部長和秘書長的李立三負責。他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反複地宣傳“第三時期”理論，……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又在中央行動委員會的報告中，進一步說明“第三時期”理論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說什麼在這種“全世界普遍的逼近於直接的革命的形勢”之下，……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大爆發。還說什麼“中國革命對帝國主義空前猛發的鬥爭，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由於對形勢的分析過於樂觀，便產生了城市武裝暴動的冒險計劃，開始調動紅軍攻打大城市，以便建立蘇維埃政權。
@@@二、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論”和李立三的城市武裝暴動
共產國際把十月革命的經驗絕對化，一再指示中國共產黨要以城市為中心組織武裝暴動。在這種“城市中心論”思想的影響下，李立三把組織工人武裝暴動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