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通告第七十號，指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黨要堅決執行進攻策略，要求各地組織工人罷工、地方暴動，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
1930年4月，蔣、閻、馮中原大戰。李立三錯誤估計形勢，於1930年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決議發展了共產國際“六大”和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左”的因素，認為中國革命爆發後能引起全世界革命。在最後決戰中，無疑可以取得完全勝利，決議要求各地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紅軍起配合作用，竭力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7月。李立三在政治局會議上布置南京兵暴，上海、長沙、武漢起義，力爭武漢暴動勝利。
1930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全中國還沒有客觀革命形勢。目前的工農運動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的政治，但同時又指出黨應加緊全部力量去發動政治罷工。準備中心城市的政治總罷工。
7月28日，紅軍攻占長沙。8月1日、3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李立三仍決定暴動，並說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發展趨勢，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國際紀律是一回事，忠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占領武漢之後，再用另一種方式和共產國際說話8月6日，成立了中央行動委員會準備領導起義，黨、團、工會各級機構的日常工作一概陷於停頓。
※※第三節 共產國際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糾正，毛澤東創立紅色政權理論，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一、共產國際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糾正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來源於共產國際。但根據“第三時期”理論對形勢的分析和估量，李立三又有新發展，他要求力量弱小的紅軍去攻打南昌、長沙、武漢，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要求外蒙古出兵參加中國的蘇維埃聯邦，要求蘇聯出兵打日本等。這些就超出了共產國際的決議。加之李立三的暴動計劃在實踐中行不通，因此，共產國際開始批判李立三的“左”傾盲動錯誤。批評了李立三對客觀形勢的錯誤分析，抹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輕視群眾的作用……等錯誤，遠東代表到武漢調查情況，發現敵我力量懸殊，立即向共產國際作了彙報。共產國際已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
1930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七月決議，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總結，李立三承認了錯誤。全會停止了全國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
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指出：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錯誤。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討論李立三問題時，又把矛頭指向瞿秋白，指責瞿秋白在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有小團體活動的錯誤，這次對立三路線又采取了調和主義的態度。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糾正，一方麵是黨內持正確意見的同誌的抵製，另一方麵也由於共產國際的製止。但共產國際在批評李立三盲動錯誤時，上綱太高，又把矛頭指向瞿秋白，是不恰當的；共產國際這時總的說執行著一條“左”的路線，在製止李立三錯誤時，仍認為中國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以致後來又發生了王明“左”傾冒險錯誤。
@@@二、毛澤東創立紅色政權理論，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黨內出現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黨中央指導機關不加分析地照搬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左”的理論策略，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損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國際指示采取分析態度，正確的堅決執行，不正確的堅決抵製，逐漸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道路。
在階級關係和革命任務問題上，毛澤東對於共產國際有關指示采取了分析的態度，對則聽，不對則不聽。抵製了它的錯誤觀點和“左”的策略。毛澤東指出：“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地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而在鄉村中則必須正確地對待中農和富農，‘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同時堅決地團結中農，保護富裕中農，給富農以經濟的出路，也給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他還說：“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所有這些都構成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左”傾教條主義者是不懂得這種思想的。他們靠背誦共產國際決議的個別詞句，在規定中國革命任務時，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急於要超越民主革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這就注定要犯“左”的錯誤。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擺脫了“城市中心論”的思想束縛，他們總結大革命以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逐漸認識到在中國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個結論是在異常尖銳複雜鬥爭中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之後才取得的，實踐證明，它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爆發了，9月20日，起義部隊決定向井岡山進軍，10月底，起義部隊在毛澤東率領下，經過艱苦轉戰，終於到達井岡山，建立起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開辟的井岡山根據地，1928年4月由於朱德、陳毅率部前來會師，組成當時最強大的一支工農武裝，當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主力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井岡山的紅軍力量。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1928年內粉碎了湘贛兩省敵人的多次“會剿”，得到了擴大和鞏固。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政府，從而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形勢很好。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曾經把井岡山根據地鬥爭的情況報告共產國際，講到幾個主要地區工作時說：“惟朱、毛在湘贛邊界所影響之湘贛兩省土地革命確實深入群眾”。中央的報告並號召各根據地向井岡山根據地學習。
1929年和1930年以後，全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發展，逐步建立了幾支軍團以上的正規紅軍和幾塊較大的革命根據地。由於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推動了土地革命的深入。這一切已經可以看出在中國囿於城市中心論是行不通的，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有廣闊的天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是通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途徑。
各個革命根據地的領導幹部在自己的鬥爭實踐中，都從不同角度肯定了中國工農紅軍能夠存在，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夠鞏固和發展；並且，他們各自創造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如方誌敏在總結贛東北工作時指出，依靠紅軍的勝利，一次一次消滅敵人，就能一層一層擴大根據地。賀龍在1928年9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黨的領導、群眾基礎、紅軍的存在對鞏固根據地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毛澤東於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後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總結了井岡山和各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豐富經驗，回答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從而創立了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