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反右的方針
@@@一、共產國際六大關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有瞿秋白、王若飛、周恩來、張國燾、蘇兆征、鄧中夏等31名代表。大會對於中國革命的意義、經驗教訓、當前鬥爭性質、任務以及鬥爭策略等問題進行了全麵討論。大會的主要報告、決議和發言都涉及到中國革命的問題。大會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直接影響著中國革命的方針政策。這次大會是共產國際急劇向左轉的一次會議。大會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反右不反“左”。以蘇聯為中心等問題，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策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共產國際“六大”主要研究了中國革命的下列問題：
第一，充分肯定了中國革命及其意義。“我們把中國革命稱作偉大的革命—領導這場革命的是一個還很年輕的共產黨。—中國革命的經驗不僅僅對殖民地國家，而且對各國共產黨都可引為借鑒。”“中國革命具有頭等重要的國際意義。”
第二，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我們從中國革命中取得的一般教訓，其中最主要的，特別是關於共產黨獨立政策的必要性。”
第三，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當前的基本任務。“總之，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各個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所以，目前時期應為積蓄群眾力量，準備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階段。”“目前，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第四，製定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在中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前提的階段……”
總之，共產國際這樣全麵地討論中國革命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大會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形勢、性質等問題的分析基本上是對的，但大會仍然把資產階級籠統地列為革命對象。大會對中國革命發生的右和“左”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但把責任完全推到中國黨身上，自己不做一點自我批評的做法是不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會提出了“第三時期”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布哈林在大會上提出的，但其精神是斯大林的。因為，在1928年間，蘇聯國內形勢是斯大林和托、季聯盟的尖銳衝突還沒有結束，聯共（布）黨內反右傾又開始了。這個鬥爭開始集結在對待富農問題上，布哈林、季可夫被斥責為右派分子。盡管如此，布哈林還是代表聯共（布）一致的意見向大會宣稱：世界革命已進入第三時期（即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認為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各國矛盾加深，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各國共產黨在第三時期的新形勢麵前，主要是反右傾，這樣共產國際就開始了左轉，這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
1929年7月3日至7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了第十次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要求各國共產黨反對右派和反對對右派的調和派，強調“進攻”的路線。以“下層統一戰線”和“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代替統一戰線的策略。“第三時期”理論對形勢的估計更誇大，認為第三時期：將要達到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認為中國“革命浪潮的條件無疑正在成熟，必將導致創造蘇維埃，成為工農民主專政的機關。”認為“右傾的危險現在是共產黨內的主要危險。”這次會議標誌著共產國際“左”傾路線的形成。
1929年，共產國際陸續給中共中央四封指導信，即1929年2月8日，《關於政治形勢和目前任務的信》。1929年6月7日《關於農民問題的信》。1929年8月《關於中共在職工會裏工作問題的決議》。以及1929年10月26日《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央任務的信》。這四封信一封比一封“左”。對中國黨的“左”傾有直接影響。共產國際“六大”認為各國共產黨應堅決反右傾。但認為中國黨內“左”傾是主要危險，而從1929年2月來信開始，則改變了看法，認為在中國右傾也是“現時情況下特別危險的傾向”。共產國際六月來信要中國共產黨改中立富農為反對富農政策。中共中央接信後，黨的政策改為“堅決反對富農”。共產國際八月來信是要赤色工會公開，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則要求對中等階級中間派實行最堅決的鬥爭。
1930年2月9日，斯大林說：“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劃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覺地’轉為後者的。任務在於立即準備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革命戰鬥，不要等待所謂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刻到來”。
1930年四、五月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在《真理報》和《布爾什維克》上發表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形成，更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米夫認為中國反動派在政治上不穩定已使革命高潮一觸即發，中國的赤色工會能夠承擔在工業中心醞釀政治大罷工的任務，要求中國黨同右傾主要危險作鬥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左”傾錯誤開始產生。
@@@二、中東路事件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影響
1929年發生的“中東路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起大事件，它反映了蘇聯對中國的態度，特別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要求我黨“保衛蘇聯”，明顯地表現出蘇聯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這起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這就進一步促進了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產生。
中東鐵路（後改為中長鐵路）是一條自哈爾濱西至滿洲裏、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總長2000多公裏的大鐵路。它橫貫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與蘇聯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是溝通中蘇陸上交通的要道，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條鐵路原是沙俄政府和清政府合資花了17年的時間於1903年建成經營的。十月革命後，1924年5月31日，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其中規定由中國贖回中東路，在未贖回之前該路營業、管理事項由中俄兩國共同負責。
1929年7月10日，東北當局在蔣介石的指使下，用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逮捕和驅趕蘇方人員。包括事件前搜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事件發生後發展為武裝衝突，舉行談判，於12月簽訂伯力協定、“恢複衝突以前之狀態”，前後曆時7月餘。這一時期所發生的事變，統稱“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連續對中國黨發出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革命戰爭。”要求中國共產黨顯示軍事威力。
共產國際於7月21日發表《共產國際為帝國主義及國民黨進攻蘇聯宣言》指出，中東路事件是國民黨南京政府受帝國主義指使，竭力想把中國變為反蘇的前沿陣地，中東路事件的目標是要從地球上鏟除第一個無產階級共和國—蘇聯。宣言要求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不惜作出重大犧牲，“衝上前去做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擁護蘇聯”，“組織最堅固的防禦戰線反抗進攻蘇聯。”
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先後發表宣言和通告，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號召各地黨組織，實行號召廣大群眾的直接革命行動，以破壞國民黨的統治，以減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力量來達到革命的勝利。並強調“假如這時候有人拘束於一國革命的形勢，而懷疑這一直接的行動，便無異於幫助帝國主義的勝利”。
宣言和通告強調宣傳下列幾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