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轉變和中國共產黨的八七會議
@@@一、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轉變和羅明那茲來華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共產國際為了幫助中國革命，依據當時急劇變化的形勢，指示中共中央改組，成立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並開始實現政策上的轉變。於1927年7月14日，發布了《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定》，對中國共產黨當前的政策和策略做了六條規定。這些規定，對當時所采取的政策、策略是正確的，特別是對中國要開展土地革命，要武裝工農，要健全黨的領導機關，這些對指導中國革命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決定指出：“革命遭受了局部失敗，而推移到新的更高階段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成長為社會主義革命之趨勢”。這就給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的錯誤埋下了伏線。
羅明那茲來華。羅易、鮑羅廷回國後，共產國際隨即派羅明那茲接替羅易、鮑羅廷的工作。
羅明那茲參加了南昌起義的醞釀，黨中央向羅明那茲報去了南昌起義的計劃，他表示：一方麵按計劃積極準備起義，另一方麵電告共產國際，等指示後再作最後決定。很快，羅明那茲收到了共產國際的回電。7月26日，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南昌暴動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以及羅明那茲和軍事顧問加倫等。會議經過討論，決定舉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新時期。周恩來在評價南昌起義時說：“南昌起義本身是正確的，但在領導思想上有錯誤，單純軍事行動，中心是城市觀點，沒有跟當地農民結合起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
@@@二、中國共產黨的八七會議
為了貫徹共產國際7月14日決定精神，在羅明那茲的指導下，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羅明那茲和諾伊曼（即紐曼，德國人，協助羅明那茲工作）出席了會議。會議的第一項議程由羅明那茲作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然後，對他起草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做了解釋說明，主要內容是：
(1）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的狀況及其關係，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則因客觀狀況的關係，是力爭中國民族解放最堅決、最徹底、最不妥協的階級，此種情形，使中國無產階級應得民族解放運動中之領導權。”
(2）指出中國要開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之內容。”農民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求得解放。如果過去黨對農民有正確的領導，不阻止農民運動，不對國民黨讓步，保持黨的獨立性，革命就不會失敗。
(3）指出聯合戰線中要保持獨立性，“共產黨在任何環境中，不能與其他任何政治組織相混合，它應有獨立的力量；它是一國之內的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最徹底、最革命的階級組織。因此，共產黨對於宣傳自己的觀點，在自己旗幟下動員群眾工作，決不能自己束縛起來，它不應當放棄批評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之民權派的動搖不定的權利，隻有這樣批評，才能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左傾，並鞏固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之領導權”。
(4）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共產國際應不應該負責任的問題。他說：責任應由中共中央來負。
會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關於黨的任務的報告，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文件。
會議主要解決了兩方麵的問題：一是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成立了新的黨中央領導機構，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三人為常委，二是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會議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在武裝問題上的錯誤，毛澤東同誌在會上發言指出：“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以後要非常注重軍事，須知政權是槍杆子取得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認識的一個重大進步。
八七會議偉大的曆史功績在於它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工農武裝革命的新階段。
八七會議的缺點，在於它錯誤地把反帝反封建同反對資產階級並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
八七會議的成績和缺點與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羅明那茲是分不開的。
※※第二節 斯大林的“三階段論”和羅明那茲的不斷革命論
@@@一、斯大林的中國革命“三階段論”
大革命失敗後，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等文章中係統地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三階段論”。他認為，廣州時期為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合的全民族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階段；武漢時期為第二階段，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三個階級聯合的“土地革命階段”；汪精衛叛變後為第三階段，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蘇維埃革命階段”。
從主觀上講，斯大林是力求正確地說明中國階級關係及其變動，但事實卻與他的願望相反，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錯誤，因而不能準確的認識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及其變化。
“三階段論”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排斥於革命聯合陣營之外，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複雜性認識不足，這就給以後的“左”傾錯誤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轉入低潮。本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積蓄力量，堅持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可是，斯大林卻錯誤地把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叛變，作為中國革命由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發展的標誌，甚至認為在半年或一年內會出現新的革命高潮，實現蘇維埃，這就導致了瞿秋白“左”傾錯誤的發生。
@@@二、羅明那茲的“不斷革命論”
羅明那茲的“不斷革命論”，是以斯大林的“三階段論”為基本理論依據的。他在中國的活動則是對共產國際“左”傾思想的具體貫徹和發展。
首先，羅明那茲發展了斯大林的“三階段論”，提出“不斷革命論”。羅明那茲認為“中國是不斷革命”，說中國是民主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他說：“廣州時期是四個階級聯合，武漢時期是三個階級聯合，南昌起義時隻有工農，是兩個階級，中間不經任何停留，不經任何階段，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不斷革命論”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羅明那茲認為大革命失敗後，“民族資產階級離開國民革命的戰線而走入反革命營壘”。顯然他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缺乏具體分析，實際上民族資產階級早已形成左右兩翼。蔣介石、汪精衛叛變並不等於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因此，對民族資產階級仍應采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不是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羅明那茲提出的無產階級必須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開展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為瞿秋白的“左”傾錯誤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