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批判陳獨秀右傾錯誤的同時，沒有注意防止“左”的傾向。對大革命後期工農運動出現的過火行動，沒有及時糾正。
最後，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影響，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這和羅明那茲的直接指導有關。他片麵強調陳獨秀不執行國際指示，而忽視了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最後，使矛盾激化，將他開除出黨。以後，羅明那茲又提出“政治紀律”問題，處分了南昌暴動、秋收起義的一批領導同誌，這些過火的做法，就開創了懲辦主義的先例。
※※第三節 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
@@@一、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
周恩來同誌在談到斯大林和羅明那茲“三階段論”、“不斷革命論”時指出：“1927年11月中央擴大會議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為當時雖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羅明那茲的意見，在我們黨員中是有影響的。”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參加了會議，並作了政治報告。
在瞿秋白的主持下，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職工運動決議案》等。會議強調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黨內的悲觀情緒，重申了黨中央9月份提出的關於放棄使用國民黨的旗幟，打出蘇維埃旗幟的決定。“要領導民眾起來推翻國民黨”，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從根本上取消地主製，發動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等，這些意見和主張都是正確的。但是，這次會議卻發展了八七會議以來黨內的“左”傾情緒。會上提出的許多理論觀點和策略思想都是錯誤的，這些錯誤形成了“左”傾盲動錯誤，並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占了統治地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在革命性質和階級關係問題上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雖然承認中國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但又強調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無間斷性質”。認為“這一革命必須是急轉直下從解決民權革命統治地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
在階級關係上，把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等同起來，斷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投降了外國資本”、“實際上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當工具”。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成了絕對的反革命勢力，甚至認為小資產階級“在現實亦已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礙。”
2.在革命形勢和鬥爭策略問題上
在革命形勢上，否認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錯誤地認為當時的革命形勢“是在高漲”。
在鬥爭策略上：不去組織革命力量實行有序的退卻，而是一味主張實行盲目的進攻，並把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一概視為“機會主義”。他們製定了一條組織全國武裝暴動的盲目主義“總策略”。
3.在組織問題上
片麵強調領導幹部工農化，提出要對全黨進行“改造”，要“將工農分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全部”“使黨的核心建築在工農的身上”。
在組織上，他們采取過分追究個人責任的打擊政策，濫用組織手段，強製推行盲動錯誤。
在上述“左”傾盲動錯誤指導下，黨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全國總暴動這個“總政策”來進行的。由於暴動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特別是由於敵我力量過分懸殊，都先後失敗了。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到嚴重的破壞。
@@@二、廣州起義，紐曼“進攻”策略的錯誤
“十一月中央會議決定組織廣州暴動”。1927年12月11日，趁粵桂軍閥混戰之機，由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揮代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了國民革命軍教導團和廣州工人參加的起義，被稱為暴動專家的紐曼參加了廣州起義的現場指揮。
在廣州起義中，紐曼表現出“左”傾盲動錯誤。當起義軍從攻勢轉入守勢時，他強調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主張向海陸豐撤退的正確意見為政治動搖。英勇的廣州起義由於敵我階級力量對比懸殊而遭到失敗。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廣州起義前就表現了“左”傾情緒。1927年9月蘇聯《真理報》宣傳，在中國“蘇維埃”已經從一個宣傳口號變為一個行動口號了。斯大林通過廣州起義的勝利來說明中國革命不僅沒有失敗，而且“必將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高漲起來”，這和他的“三階段論”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第四節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
在1927年12月2日—19日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開始了一場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羅明那茲從中國趕回莫斯科出席大會並就中國問題作了發言，他認為資產階級已不再是一支統一的政治力量，國民黨已不再作為一個政黨而存在。而中國革命應該是以工農為主力的反帝反封建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仍主張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布哈林和米夫對羅明那茲的發言提出不同意見。
直到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時，以羅明那茲為一方，以米夫為一方對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羅明那茲進一步發揮“不斷革命”論，認為中國蘇維埃政權從一開始就不僅要沒收外國資本，而且還要沒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財產。因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已經過去，中國革命現階段的特點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就革命的形勢、內容和動力而言，中國革命已具備新的社會主義的意義。米夫則認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基礎內容和主要口號是消滅帝國主義的奴役，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趨勢。但米夫這時對中國革命形勢的看法也有過“左”的因素。聯共《布爾什維克》1928年第3—第4期（1928年2月29日）刊登了雙方的文章，並在《編者的話》中明確表態支持米夫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