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教訓
@@@一、過高地估計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革命作用
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過高地估計了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作用，而對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所能發揮的作用估計不足，這是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犯的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這種錯誤的分析和估計直接導致了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以及武裝鬥爭等許多重大原則和策略上都發生了嚴重的偏差，促使陳獨秀右傾錯誤的形成。
共產國際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缺乏一個完整正確的了解，因此它不能正確指導中國共產黨在同資產階級的複雜關係中奪取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的認識和對策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1920年，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了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問題，沒有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1922年，共產國際“四大”討論並製定了《東方問題提綱》，“提綱”強調的是反帝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對領導權的提法是：“把當地無產階級鍛煉成為政治領袖。”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同誌仍然強調民族運動的反帝性質，不論這個運動是由誰來領導。共產國際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放在政治宣傳和發動群眾的範圍之內，忽略了對政權和軍權的領導與控製1926年11月，共產國際七次全會上，斯大林的《論中國革命前途》講話和全會《關於中國形勢問題決議》中，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有了進一步認識。他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是中國革命特有的事實之一”，“由此得出結論，中國革命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免的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全會決議指出：“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無產階級是這一聯盟的領導成分。決議還把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土地問題聯係起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後，5月，召開了共產國際八次全會，通過了《中國革命決議案》，並對中國革命發出了緊急指示，強調了爭取領導權。但當時革命已處於危急關頭，執行起來相當困難，為時已晚，加之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致使革命遭到失敗。
總之，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雖然有關於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提法，但其含義是指潛在的、戰略發展方向上的領導權，是戰略性口號，而不是現實的、直接的領導權，不是行動口號。事實上，在整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始終未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當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個中心問題來解決。
@@@三、共產國際強調要依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
和領導權密切聯係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農民問題，它是革命領導權的中心問題。農民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從根本上說就是和資產階級爭奪對於農民的領導權。
從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的初稿》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期間的共產國際的有關文件，從理論方麵講，列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農民問題，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對中國革命有重大的理論貢獻。但就共產國際實際指導工作來講，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好。
1925年五卅慘案後，南方一些省份農民運動興起，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要求鎮壓農民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曾致電中共中央：“在占領上海之前，暫時不應當強調土地運動。”據羅易說：“這個電報反映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觀點，他們認為，為了保持同國民黨聯合，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後來共產國際雖又提出土地革命，但是，“利用政權機關沒收土地，”依靠國民黨政府來搞，並未要共產黨人領導農民土地革命，實際上他把領導土地革命的重任交給了國民黨，共產國際指示中的開展土地革命隻能成為泡影。
@@@四、共產國際忽視由共產黨人掌握軍隊領導權和建立自己革命軍隊的重要性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先是強調做國民黨的政治工作，後又講到共產黨人要學習軍事。1927年5月，才提到要動員2萬黨員參加組織的5萬工農軍，但因客觀形勢緊迫，它的這個指示也沒有行通。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武裝問題上的失誤主要有兩個方麵：
（一）自願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不懂得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是隨時都要準備武裝鬥爭的，一方麵要建立黨自己領導的革命軍隊，一方麵要武裝下層工農群眾。
（二）共產國際、蘇聯及其在中國的代表，把一切希望寄托於蔣介石、馮玉祥等國民黨將領們，因而，集中全力援助他們，即從事所謂“將軍運動”，在國共合作的情況下不敢建立和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結果，蔣介石一反共，就使我們措手不及，難於應付。
@@@五、共產國際在三次大退讓中右傾動搖
由於共產國際對資產階級力量和革命作用的錯誤估計和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武裝問題等一係列原則問題上的失誤，就必然導致它在指導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也發生問題，突出地表現在三次大退讓問題上。
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形成之後，工農革命形勢急劇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迅速統一和鞏固，全國正麵臨著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決戰。這時，革命領導權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隱藏在統一戰線內部的老右派鬥爭中，接連表現出右傾動搖，妥協退讓。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重要環節上：
（一）國民黨“二大”會上的妥協退讓。
（二）“三二〇”事件中國際代表的妥協退讓。
（三）整理黨務案事件上的退讓。
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一些重大失誤呢？周恩來同誌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在階級關係的分析上，過去我們的缺點，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1960年7月，周恩來同誌在《關於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當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對中國問題作了一些不正確的分析，六、七、八三次會議對我國階級力量的分析都有錯誤，……”機械地認為：“廣州時期是四個階級的聯合，武漢時期是三個階級的聯合，南昌起義是工農、隻有兩個階級。”這樣一種形而上學的分析問題的方法，既是共產國際本身產生錯誤的原因，又是直接導致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形成的原因。
※※第五節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我們認為陳獨秀的錯誤並不是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陳獨秀堅持了共產國際的錯誤方針、路線和策略，嚴重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結果。
@@@一、十二月武漢特別會議是在國際代表直接指導下召開的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之前，共產國際和蘇聯顧問從來沒發表過批評陳獨秀右傾和不執行國際指示和頑固抵製國際路線的決議、講話和文件，隻是到了1927年7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已成定局的嚴重時刻，共產國際執委會才發表了《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犯了一係列重大的政治錯誤。”聯共中央1927年8月9日也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陷入右傾。”曆史事實並非如此。
1926年12月，我黨在武漢召開的特別會議，集中地反映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右傾錯誤思想，並開始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這樣一次典型的錯誤會議是在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維經斯基直接指導下召開的，會議期間，黨中央政治局與國際代表吳廷康和顧問鮑羅廷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案》，確認了上述會議內容。因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與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是分不開的。
@@@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決議和指示的貫徹執行
大革命時期，我們黨盡管處在幼年時期，但對共產國際的不少指示，包括陳獨秀在內，是有過不同看法甚至是反對意見的。但是，在共產國際的批評、監督和紀律約束下，陳獨秀基本上放棄了個人主張，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決議。如1926年“三二〇”事件和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之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激烈反對蔣介石這些無理要求，為此，陳獨秀曾寫報告給國際執委會，要求退出國民黨，結果，遭到鮑羅廷的反對。
曆史事實證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之所以能在黨內占統治地位，除他本人的原因外，主要是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這才是共產國際與陳獨秀右傾錯誤造成大革命失敗的因果關係。
@@@三、陳獨秀的錯誤及我們應吸取的教訓
我們說陳獨秀的錯誤是執行共產國際錯誤決議和指示的結果，絕不是說陳獨秀本身就沒有責任，就不應該對革命失敗承擔責任，而應該真實地反映曆史本來麵目，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地總結曆史的教訓。
陳獨秀的主要錯誤：
第一，他不能正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對於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缺乏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因而，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教條化。
第二，不善於發揮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指示中正確合理部分，抵製消極錯誤因素。
第三，在黨內實行家長製，個人專斷，對一部分同誌的正確意見未能認真聽取。
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是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是資產階級叛變革命，敵我力量過於懸殊。
第一次大革命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教育並鍛煉了黨和人民，提高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同時也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一，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在這一時期，當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時，革命就發展，就勝利；否則，革命就遭到挫折和失敗。
第二，中國革命必須建立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必須堅決依靠廣大農民作為自己的主要同盟軍，才能保持與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
第三，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沒有革命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無產階級要實現對革命的領導，必須掌握革命的武裝。
第四，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堅強的、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