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我們在武漢會合，打算遵照你的要求，前去上海拜訪。在我們啟程前夕，傳來了襲擊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和駐上海領事館的消息，表明帝國主義列強正在采取最嚴重的侵略手段。當時我們還得知你已離開上海。所以我們放棄了計劃中的上海之行。”
“今天又傳來消息，你已決定在南京召集幾個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開會。這一行動顯然違反了你和汪精衛所訂的協議，即關於黨內一切爭論的問題，應提交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這個會議應在武漢召開，並須有你參加。你們在此關鍵時刻召集幾個中央委員開會，革命的敵人自然會說是國民黨隊伍的一次分裂。”
“當此國際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向中國國民革命進行惡毒攻擊的時候，一切革命力量的團結是最大的需要。事實上，國民革命隊伍中的糾紛已經引起帝國主義采取這樣一種高壓手段，如五大強國遞交了內容一致的照會。鑒於形勢的危急，我們勸告你放棄計劃中的南京會議，它實際上將使黨陷於分裂，而你將承擔在關鍵時刻破壞民族陣線的嚴重責任。我們勸告你遵照協議，將黨內一切爭論問題提交給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你如采納這個勸告，我們將樂於訪問南京，以便和你親自商討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
“第三國際願望竭盡全力協助組成包括一切革命力量的統一的民族陣線。”
“第三國際代表團，羅易簽字，1927年4月13日於漢口。”
4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布了關於蔣介石反共事變的聲明，聲明說：“帝國主義不僅封鎖了整個中國，而且還破壞了國民黨的團結，收買了蔣介石。這個出賣了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叛徒已經成為全國反革命的中心。”
“我們以無比憤怒和無比憎恨的心情，宣布蔣介石為革命叛徒、帝國主義強盜的同盟者、革命國民黨的敵人、工人運動的敵人和共產國際的敵人。”
根據共產國際聲明，鮑羅廷、羅易於4月22日，發布了《第三國際代表團為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宣言說：蔣介石的背叛“並不是個人或某幾個人叛黨，而是一個整個的社會階級離開了國民革命，並且轉過來反對國民革命。我們不僅應當推翻蔣介石和他的屠殺助手們廣東將軍等的霸權，並且所有全國的封建資產階級分子，都應當撲滅淨盡，應當鏟除蔣介石主義的發源地。僅僅到上海南京去進攻蔣介石還不夠，我們在每個鄉村每個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勢力進攻，撲滅封建製度權力和反動資產階級。”
※※第二節 共產國際緊急指示，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嚴重危害
@@@一、共產國際緊急指示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八次全會期間，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發來緊急指示，主要內容如下：
(1）改組武漢國民政府，加強中國共產黨對這個政府的領導力量。
（2）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挑選中國共產黨中的積極分子，讓他們參加國民黨中央。
(3）要武裝2萬中國共產黨員。
(4）挑選5萬工農積極分子參加國民黨軍隊工作。徹底改造國民黨軍隊，排除其中的反動將領，以中國共產黨或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代之。
(5）成立革命軍事法庭，嚴厲審判右派及反革命分子。由國民黨左派領袖擔任法庭庭長，置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
(6）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產。
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關於實行土地革命，武裝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等內容是正確的，是挽救中國革命的唯一方法，對於後來的革命鬥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當時要貫徹執行有一定的困難，如指示要求在保持與汪精衛、唐生智聯合即不造成國共分裂的前提下，“徹底改造國民黨軍隊”和“厲行土地革命”，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大革命已經麵臨失敗的前夕，要想挽救危局談何容易。但也不是絕對不能執行，如立即堅決采取有效措施，是可以取得一些成效的。陳獨秀和鮑羅廷等人不加分析地認為，這個指示所提出的各項任務全都沒法執行，鮑羅廷認為指示是“荒謬可笑”的，他給莫斯科發了一個回電，用外交辭令說：“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陳獨秀也不向黨內同誌公布國際指示，任弼時領導共產主義青年團做了擁護這個指示和決議，竟被陳獨秀當場撕毀。他於6月15日給共產國際的電報稱：“貴方的意見是正確的，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內是不能實現的。”國際指示被擱置一邊。
羅易相信國民黨和汪精衛超過相信共產黨，不和任何人商議，不經過組織，竟把共產國際這一重要密電拿去給汪精衛看，並且依照汪精衛的要求，送給他一個副本。汪精衛得知電報後到處鼓動說：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馬上就要毀滅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了，要實行共產革命了。正在準備分裂反共的汪精衛，抓到了這個把柄，加緊進行“分共”。
@@@二、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嚴重危害
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為了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共產國際執委八次全會製定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接著又發出了緊急指示，在一係列重要指示和意見中，反複建議中國黨必須大力發展革命勢力，深入發動農民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改造武漢政府，以及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必須掌握領導權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這些指示和意見是正確的，但是也有錯誤，例如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資產階級代表，汪精衛是上層小資產階級代表，因而把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列為革命對象，寄希望於汪精衛，幻想使武漢政府成為工農民主專政機關，使國民黨“農民化”、“工人化”，並指示要通過武漢政府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等。
陳獨秀和國際代表，發展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方麵，對正確的指示拒不執行，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
在當時，武漢政府轄下的兩湖及河南部分地區，擁有7000萬人口，有相當的工農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工農群眾運動仍在繼續發展，武漢工人建立了一支擁有5000人，2000枝槍的工人糾察隊。湖南、湖北的農民普遍建立了農民自衛軍。根據我黨所掌握和依靠的這一批革命力量，如果陳獨秀和國際代表能夠接受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和黨內許多同誌的正確建議，仍然可以有力地反擊蔣介石對革命的進攻，防止左派的動搖和離心。但是，陳獨秀和國際代表頑固推行其妥協退讓，繼續發展了共產國際的錯誤主張，致使革命的前途更趨險惡。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武漢地區反動勢力日益猖獗，反動軍官相繼叛變革命。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在宜昌叛變，進攻武漢。21日晚，駐長沙的反動軍閥許克樣發動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6月6日，江西軍閥朱培德在“禮送”的美名下，驅逐共產黨員出境，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這種形勢下，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某些上層分子日益走向反動。他們公然發出一係列反動布告，壓製工農運動。6月10日，汪精衛等在鄭州與馮玉祥密謀，決定公開反共。6月19日，馮玉祥赴徐州會見蔣介石，達成了“清黨反共”、“寧漢合作”的協議。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革命到了成敗的最後關頭。
在此緊急關頭，羅易、鮑羅廷和陳獨秀都認為現在的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問題，隻有與“左”派關係搞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現在當務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
為了搞好與“左”派關係，陳獨秀和國際代表跟著武漢政府限製農民運動。羅易在聲討夏鬥寅叛變的宣言中竟“承認農民運動的過火”。馬日事變後，鮑羅廷與譚平山等組織查辦團趕赴長沙“查辦農民過火”。鮑羅廷認為“現在國民黨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什麼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我們同誌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我們現在必須向‘左’派讓步，繼續取得與他們合作是中心的問題……C·p·中央及一切工農會現應發表宣言，號召群眾擁護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締民眾運動過火和錯誤的法令”。鮑羅廷無視共產國際指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他竟提議將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槍支自動交給國民黨。
※※第三節 共產國際七月決定，汪精衛集團的叛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
@@@一、共產國際七月決定
1927年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布了《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定》，對中國共產黨當前的政策和策略規定如下：
(1）中國共產黨人毫不遲疑地退出武漢政府，以示抗議。
(2）在退出武漢政府之際發表原則性的政治聲明，申述由於武漢政府反對土地革命和工人運動，才采取此步驟，而且要求嚴懲鎮壓工農的一切罪犯，並揭發武漢政府的路線政策。
(3）不退出國民黨。
(4）全力加強無產階級群眾的工作，建立群眾性的工人組織，鞏固工會，教育工人群眾準備采取最後行動，並領導無產階級當前的鬥爭。
(5）開展土地革命。並有步驟地把工農武裝起來。
(6）建立黨的秘密戰鬥機關。
(7）采取措施，糾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會主義錯誤，並從政治上純潔黨的領導成分。
汪精衛集團的叛變已不可避免，共產國際對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提出譴責，“說它違背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土地革命和武裝工農等問題的決議。雖然每天向它發布指示，它卻置之不理。……所以，中共必須召開非常會議並選舉新的領導人。”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成立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停止陳獨秀的領導職務。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撤退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二、汪精衛集團的叛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7月26日，武漢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又提出“統一本黨政案”。其內容是：
(1）凡名列本黨之共產黨員，在本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軍中有職務者，應自即日起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
（2）在國民革命期內，共產黨員不得有妨礙國民革命之活動，並不得以本黨名義，作共產黨之工作。
(3）本黨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
汪精衛反動集團在“寧可枉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下，瘋狂地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之中。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
鮑羅廷等於7月27日下午3時，自漢口乘火車北上到鄭州、洛陽，途經馮玉祥的防區和蒙古而回俄國。同行者有陳友仁。臨行前國民黨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遞交鮑羅廷轉交蘇共中央信件，信函全文如下：
“蘇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諸同誌：鮑羅廷同誌自被任本黨顧問以來，盡心讚助，厥功最多。今因鮑羅廷同誌回國之便，特攜此函，證明鮑羅廷同誌之工作，為本黨同誌所感念不忘。最近本黨感於國民革命之進展與環境之關係，曾經決議於最短時間，派遣重要同誌前往蘇俄，商量中俄兩國之聯合方法；同時本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合作方法，亦欲得所承蔽。關於此中曲折，鮑羅廷同誌必能詳述一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