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錫命”禮
社科廣角
作者：朱筱新
“錫命”又作“賜命”，是中國古代禮儀製度中 “賓禮”的一種禮儀，始於西周時期的禮儀製度。賜，是古代尊長者對卑幼者，即上對下的贈予；賜命，則是古代帝王賜予臣僚爵位（包括官職）、服飾、車仗、幣帛等的賞命，其禮儀即為賜命禮。“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臣僚接受帝王的賞賜，必須要答謝回禮，在禮節上一般以拜禮為主，相對比較簡單。“君賜車馬，乘以拜。”
賜命主要是帝王對臣僚的功績、功勞、品德以及遇重大慶典時的賞賜。在先秦時期，帝王賜命的物品主要有：“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即斧）鉞，九曰秬鬯（用黑黍、香草釀造的酒），皆所以勸善扶不能。”所賜的9種物品各有其特定的寓意：“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亢陽威武，誌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先秦時期的“九錫”主要是天子用於表彰諸侯堪為楷模的道德品質和文武才能，這與西周時期建立的禮儀製度有直接的關係。諸侯受天子賜命，就意味著享有車馬、服飾、儀衛、居所以及祭祀等方麵的特殊禮遇，或享有專殺征伐等權力。
古人將得到帝王的賜命作為一種殊榮備加珍重。商周時期的許多青銅器就是作器者（青銅器主人）為紀念天子賜命而製作的。如1976年出土於陝西臨潼的利簋，就是作器者利在受到周武王賜命後製作的。器內腹底部有4行32字銘文：“斌征商，住（唯）甲黨（午）朝，減（越）鼎，克旋（昏），執（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器（闌）自（師），易（錫）又
（有）事利金，用作理（檀）公寶蹲（尊）彝。”這段銘文記載的是“武王伐紂”這一曆史事件，其中明確記載了武王伐紂的開始時間即“甲子”日的早晨；銘文還提到7天後的“辛未”日，武王在其駐地賞賜官吏利以銅，利為此深感榮耀，遂將武王賞賜的銅製作了這件簋，以示紀念。這為商周兩朝的準確斷代提供了極其重要的依據。
在中國古代社會，賜命是由上至下的一種贈予，因此帝王贈予臣僚的一切都被冠以“賜”的頭銜，如賜官、賜爵、賜田（賜土）、賜宅、賜帛、賜書、賜履（帝王賜予臣僚封地）、賜恤（帝王撫慰死者家屬）、賜祭（帝王遣官向亡臣致祭）、賜諡（帝王賜予亡臣諡號）、賜姓（帝王向功臣賜予王朝家姓）、賜複（帝王特恩免除賦稅）等。如官吏遇事請假，至假期滿仍不能歸職，帝王準其續假，則稱“賜告”（告，為官吏休假）；帝王設宴款待臣僚，稱“賜宴”；筵席上，帝王向臣僚贈酒，亦稱“賜酒”；帝王允許官員入座，又稱“賜座”。
唐宋時期，官員的服裝以顏色區分等級：三品以上官員身著紫色公服，四品、五品官員身著緋色（大紅）公服，六品以下官員身著綠色公服。自唐高宗始，官員出入皇宮時還需隨身佩戴魚袋，內盛魚符（武則天時改為龜符）以供查驗，避免詐偽。三品以上官員為金飾魚袋，五品以上官員為銀飾魚袋。皇帝為了表示對某位品級較低官員的尊崇，常“賜紫”或“賜緋”，即賜官服，意為升遷，以示厚愛。後因賜紫過濫，又改以“賜金紫”，即在賜官服的同時又增賜金飾魚袋，以示區別。武則天時，對都督、刺史等官員的升遷則改以“賜魚”相稱。
根據西周禮儀製度的規定，對於帝王的賜命臣僚必須接受。“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但古代帝王賜予臣僚的並非全是獎賞，亦有懲罰，最典型的就是帝王讓臣僚去死，仍要冠冕堂皇地稱之為“賜死”。唐朝中期，唐玄宗因寵幸貴妃楊玉環而疏於朝政，在奸臣宰相李林甫、楊國忠的專權下，致使國內局勢動蕩，社會矛盾尖銳，最終釀成“安史之亂”。天寶十五年（756年），叛軍攻破潼關，長安危在旦夕。唐玄宗倉皇出逃四川，行至馬嵬驛（今陝西興平西）時，護衛的軍隊嘩變。唐玄宗在處死楊國忠後，軍隊仍“鼓噪不前”，紛紛要求處死楊貴妃。唐玄宗唯恐再耽擱被叛軍追上，性命難保，隻得賜給楊貴妃一條白色的絲帛，令其自縊。於是，“賜帛”又有了另一重意思，即與“賜死”為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