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靈魂因莎莉文老師的到來而覺醒了，她使我的心靈充滿了和煦的陽光，是偉大的莎莉文老師重塑了我的生命。別擔心，沒事
——珍妮絲·享特
身兼母親及學校心理學者，我見過孩子們之間很不尋常的友誼，我兒子寇特和他的好友衛斯理之間的友誼就很特別。
寇特的童年過得並不順利，他有語言的障礙及顯見的運動神經遲緩。他四歲時，在特殊教育學前班認識衛斯理，衛斯理因腦瘤而發展遲緩，病情和寇特很相似，兩人很快就成為最好的朋友，如果有一方沒到學校，另一方便會感到失落。
衛斯理兩歲時，醫生診斷他腦葉有“無法動手術”的腫瘤。他動過幾次手術都失敗了，大家一起玩耍時，衛斯理總是痛苦地拖著腳步，腦膜顯微切片顯示腫瘤迅速成長，他必須再接受另一次手術，隻不過這次手術要在俄克拉荷馬市進行。
寇克和衛斯理很幸運，在學前教育一直有個好老師，孩子們親昵地叫她“巴赫曼”。她是我從事心理工作生涯中見過最好的老師，她向學生耐心解釋，讓這群語言遲緩的小朋友有心理準備，知道衛斯理要去俄克拉荷馬市動手術，但寇特知道之後變得非常情緒化，哭泣不止，他不想讓好朋友坐飛機到遠方去，更不願醫生傷害衛斯理。
啟程那天，衛斯理和全班同學道別，寇特淚流滿麵，於是巴赫曼帶開其他小朋友，讓寇特和衛斯理有時間私下道別，寇特擔心他永遠無法再見到最好的朋友了。衛斯理雖然虛弱，也比寇特矮小許多，抱著寇特時隻到他的胸部，但他善解人意地正視著寇特，安慰他說：“別擔心，沒事的。”
手術相當危險，但衛斯理再度闖過難關，幾周後，他回到學校，兩人比以前更親密，更是形影不離。
幾年過去了，衛斯理又曆經幾次重要的手術，而且必須接受許多實驗藥物的治療，每次，他都得忍受醫藥的後遺症，因此大部分時間他都得坐在輪椅上，或者讓人抱著他脆弱的身體來來去去。
衛斯理很喜歡學校的慢跑比賽，他盡可能實際參與，雖然他的腳不便於行，但周遭的人都會幫他。有一年，衛斯理的母親推著他的輪椅，他則大聲加油：“媽，快一點！”另一年，另一個同學的爸爸則將衛斯理扛在肩上參加比賽。
十一歲時，所有的手術和可用的藥物都耗盡了，群醫束手無策，腫瘤已經控製了他脆弱的身體。同年三月九日，巴赫曼通知寇特，真的必須和衛斯理永別了。這時衛斯理已留在家中，朝不保夕。
寇特十一歲生日前，他的發育已有很大的進展，但學業困難仍很明顯，慢跑比賽也不是他最擅長的活動，但那天巴赫曼打電話給他後，他就說要他去參加慢跑比賽。那時寇特的感冒及氣喘尚未痊愈，但他還是要求我讓他去學校。那天下午我去學校接他，他說他的肺部很痛，手上還拿著獎狀和閃亮的第一名絲帶，獎壯上寫著：“寇特榮獲五年級第一名，獻給他最好的朋友衛斯理。”
平常寇特不會很固執、很堅持己見，但那晚他卻堅持要去看衛斯理，衛斯理讓我們在他休息時間去看他。他躺在床上，柔和的燈光照著他虛弱如天使般的身體，基督教音樂輕聲播放，他一直在癌症和止痛藥間掙紮，已經奄奄一息了，偶爾他能捏捏別人的手指，或張開眼來看看。
巴赫曼叫醒衛斯理，讓他知道寇特來看他，寇特握著衛斯理的手，讓他看第一名的獎狀，盡力要表達他努力為衛斯理贏得第一名的感覺，因為衛斯理當時無法在場。衛斯理捏捏寇特的手指，深情地望他一下，也隻有他們才會懂得彼此眼神中所傳達的意思。寇特傾身去親衛斯理，輕聲說：“再見，衛斯理，別擔心，沒事的。”
衛斯理果然活到寇特的十一歲生日，同年六月去世。寇特跟別人一樣參加葬禮，當別人問他有什麼感覺，他說他已跟他最好的朋友道別，他知道衛斯理會“沒事的”。
衛斯理死時，我想他們友誼的故事大概結束了，但事實卻不然。就在衛斯理死後的一年，寇特因腦膜炎緊急入院，我們在急診室時，他死命地抱住我，顫抖不已，當醫生完成脊髓穿刺時，我們同時感到一股暖意和難以描述的平靜，寇特馬上放鬆，不再顫抖，醫生和護士走後，我們四目相視，他鎮定地對我說：“媽，剛剛衛斯理在這裏，他說：‘別擔心，沒事的。’”
我真的相信，有些友誼能超越生死，亙古不變。難忘的聖誕禮物
——鮑勃
這個來自流動工人家庭的男孩衣衫襤褸，態度友善，臉帶微笑，我想他不知道自己投入了一群從未見過破褲子的五年級學童中間。如果說他發現有人在竊笑，他也假裝沒看見。他不是一個好心的人。
那天下午舉行橡球比賽以前，班上的25個學童都以懷疑的眼光打量著丹尼爾。但球賽一開始，他在第一局就率先擊了一個全壘打。從此以後，202教室那些以服飾取人的學童才對他稍微有點敬意。
下一個輪到查爾斯上場。查爾斯是五年級班上最沒有運動細胞、身體超重量的學童。對方投手投出兩個好球他都落空之後，全班同學無不歎息著朝他翻白眼。這時丹尼爾慢慢走上前去，朝查爾斯沮喪著拱起的肩部低聲說道：“別理他們，你一定打得中的。”
查爾斯受了鼓舞，臉上露出笑容，昂然挺立，一下子打中。
到了暮秋，我們都非常喜歡他了。他教給我們各式各樣的常識：如何叫喚野火雞；如何在咬水果之前分辨它熟了沒有；如何對待別人，甚至如何對待查爾斯，或者說是特別是查爾斯。他從不直呼我們的名字，隻叫我“老師”，對同學則以“小家夥”稱呼。
聖誕假期前一天，學生總會帶禮物給老師。打開一件件百貨公司的禮盒，揀著看昂貴的香水、圍巾或皮夾，謝謝送禮的學童，已是規矩了。那天下午，丹尼爾走到我的書桌麵前，俯身靠近我的耳朵。“我家的行李紙板箱昨晚又搬出來了，”他不動聲色地說，“我們明天就要離開了。”
等我明白了這話的意思，不禁眼淚汪汪。他打破沉默，跟我談起有關搬遷的事情。接著，等我恢複平靜，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塊灰色的石頭，鄭重其事又落落大方地把石頭輕輕推過書桌。
我意識到這是非比尋常的東西，可是一向看慣了香水及絲綢的我卻呆呆地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這給你，”他直視著我的眼睛，“我特地把它磨光的。”
我從來不會忘記那一刻。
從那以後，一晃就是好多年。每年聖誕節，女兒都會要我講這個故事。我總是在她拿起那塊書桌上的小石頭、舒舒服服地躺在我懷裏的時候開始講。故事的開場白沒變過。“我最後一次看見丹尼爾樂意地給了我這塊石頭，並且跟我談起了他的行李紙板箱。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你還沒有出世呢。”“他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我說完了故事。兩人都想知道他如今人在哪兒，變成什麼樣的人。
“我敢說，一定是個好人，”女兒說道。她接著又說：“談談故事的結尾吧。”
我知道她想聽什麼——一位教師從一個一無所有、卻又樣樣都有、足以與人分享的男孩身上學到了愛和關懷——一個居無定所的男孩。我摸著石頭，重溫著這一切。
“嗨，小家夥，”我低聲說，“我是老師呀。希望你已經安頓下來，不再漂泊天涯了。無論你在哪裏，祝你聖誕節快樂。”重返伊尼德
——傑克
小時候，我以為俄克拉荷馬州的伊尼德是從開天辟地以來就有的，而我會一輩子都待在那裏，不會有變。
世事難料，我十五歲生日才過幾個月就告別了伊尼德。一九五六年，有人請我父親到另一個州去工作，工酬是原來的兩倍。所以我們全家上了一輛黃色的長車身家庭旅行車，離開家鄉。流年似水，我同輩的許多人也都離開了。伊尼德現在的人口仍和我童年時候差不多，是四萬，但隻有小部分是原居民。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老家隻不過是給人起步離去的地方。
去年秋天，我回到了闊別三十四年的伊尼德。適逢百年市慶，慶祝活動繁多——燒烤野餐、盛大遊行、擲馬蹄鐵、套捕牛犢和吃餅比賽，聽來也令人覺得好玩。伊尼德像大多數小城一樣，十分重視傳統儀式。儀式加強了家庭、朋友、教會、學校和企業的聯係，共同創造出了和諧的社會。
也許最重要的是：我想回伊尼德去看看能不能在那因時空阻隔、文化差異而變得那麼陌生卻仍那麼熟悉的地方找到舊我。
我飛抵俄克拉荷馬機場時，天已黑了。我租了一輛車，在駛往伊尼德途中回憶起在那裏度過的歲月。四五十年前，那裏是個好地方，很適合兒童成長：家庭觀念濃厚，禁酒，離婚仍很罕見；到我十三歲才有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