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伊尼德後，我驅車直駛百老彙大街那幢熟悉的灰色樓房，當時我就住在祖父母的樓上。我想進屋去再次受祖母扶慰，聽她朗誦，聽她爽朗的笑聲。如果她今天仍要我吃蘿卜，我一定會乖乖地吃，可惜她在世時我可不是那麼聽話。
我揣度，重新與伊尼德連結的最好辦法莫過於星期天一早去教堂聚會。這果然不差。我在教堂長椅上熟悉的座位一坐下，一位儀表出眾的老先生便過來向我這位新來客打招呼。“歡迎光臨，”他說，“我叫肯尼思·劍易斯。”
我對他仔細端詳。他原來是我兒時一個朋友的父親!“嗨，你不就是伯父嗎?”我問道。一下子整個教堂都知道迪基·戴爾回來了。已有三十年沒人叫我“迪基”這個小名了。
那老圖書館已拆掉，但新大樓入口處還掛著老館長琪恩·哈裏頓的畫像。我還記得當年她一定要我出示母親準許的條子，才讓我借那本成人小說：《狂吻我吧》。
劇院正在上演著名舞台劇《俄克拉荷馬》。鋼琴伴奏是塔米·吉布森，我和她青梅竹馬，她特有的俗曆節奏我閉上眼睛也聽得出。
這些年來塔米一直和我的銅琴啟蒙老師莫裏恩·普裏白音訊不斷。我和塔米都沒有聽普裏白老師彈過銅琴，但是她歌唱倒真的內行。早在一九三○年代，她就在紐約市師從一位大都會歌劇院的高音歌手，後來為了照顧孀居的母親，不得不回伊尼德教音樂。她任教的中學合唱團培養出好幾個人才，日後成為歌劇明星。
普裏白老師也兼任教堂唱詩班指揮和領唱。她一開口，旋律便有如光影般在教堂裏激蕩回旋，仿佛天門驀地為我敞開。是普裏白老師高昂清越的女高音使我認識音樂，從而成為樂評人的。
我記得普裏白老師穿著講究、要求嚴格。她認為音樂必須一絲不苟，容不得半點差錯，而我卻是個不斷出錯的學生。闊別這麼多年我重新登門拜訪，她請我到外麵吃午飯。這一次，我終於用成人的眼光看她了：伊尼德市的歌劇之後，盛氣雍容，慷慨坦率。
在伊尼德逗留期間，我還拜訪瑪麗·盧卡特。
盧卡特老師獨身，教英語足四十年。她和普裏白老師一樣，也是感召我指導我從事音樂評論的恩師。
盧卡特老師教過的一代代學生都認為，雖然英語是我們的母語，但是她教起來，就像在教艱深的外語一樣。這些是語法規則，你們要掌握，並遵循造句。她把文學作品中挑選出來的警句一頁頁印發給我們，要我們分析每一句，用箭頭詳細標明句法結構，並寫出每個詞的詞性。我們的語法分析圖看上去就像建築藍圖。
盧卡特老師向我們顯示如何聆聽字詞之美，移動詞條改寫句子有多麼大的興趣。她給我必要的工具，向我顯示怎樣使用，督促我造句，就像普裏白老師督促我練習昔階與和音那樣。
“你們當中有些那時其實不必我教，”她現在對我說，“但是我得照顧大多數學生。”
盧卡特老師不相信什麼文藝理論。她大學的一位老師都是要她在文學作品中“尋找生活的真諦”，她聽從了師誨，今天也要求她的學生這樣做。由於她當年的嚴格訓練，我們現在才對生活真諦理解得更全麵。她八十七歲，還像當年教我們的時候那麼充滿活力，精神抖擻，自己開車去老人中心為那裏的“老年人”讀詩讀報。
我在伊尼德學到了家庭觀念、宗教觀念和社會觀念也嚐到友誼的寶貴。隨著年歲增長，你會漸漸成熟，改變某些想法。我想拋棄謬誤，而識別謬誤的惟一方法是拿謬誤同真理比較，這通常要在同一個地方才找得到。伊尼德就是個學習場所，你在那裏學到終身遵循的東西，也學到後來拋掉的。
重返伊尼德，我滿以為滄海桑田，麵目全非，哪知老家風貌仍在，我孩提時代學到的許多道理，例如勤奮工作、敬業樂業，仍使我終身受用。
盡管我少小即已遷離老家，但是就伊尼德恪守的美德而言，我可說從未離開過，一直住在那裏。不要擔心，一切會好的
——瓦特金斯
作為母親和學校的心理學家，我見過孩子之間許多異乎尋常的友誼，我兒子考特和他的朋友韋斯利就有著深厚的友誼，那種友誼世上罕見。
考特的童年並不快樂，語言表達障礙和運動神經反應遲緩一直困擾著他。4歲時，考特在特殊學校教育學前班認識了韋斯利。韋斯利患了腦瘤，這使他像考特那樣發育遲緩。相同的境況使他們親密起來並成為最好的朋友。對兩人來說如果誰某一天沒去上課，另一個一天都不會快樂。
2歲時，韋斯利被確診腦部有一個“無法手術”的腫瘤，做了幾次手術，都沒成功。孩子們玩的時候，韋斯利就會拖著那條惹人注意的腿挪來挪去。機器記錄裝置表明腫瘤變大了，於是韋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術的痛苦了，隻是這一次在俄克拉何馬城。
在學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韋斯利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師的精心照料。孩子們深情地稱她“白誠曼”。她是我校心理學家生涯中所見過的最好的老師。白誠曼盡力向語言障礙學前班的孩子們解釋韋斯利的手術和俄克拉何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動，他哭了。他不願讓最好的朋友坐飛機去那麼遠的地方，更不願讓醫生碰韋斯利。
啟程那天，韋斯利和全班同學一一告別，韋斯利熱淚滾滾。後來，白誠曼讓孩子們散去，讓考特和韋斯利單獨在一起，敘敘離別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見不到最好的朋友了。韋斯利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許多，他抱住考特的胸，會意地看著考特安慰道：“不要擔心，一切會好的。”
手術極其危險，可韋斯利再一次挺住了。許多周以後，他重返校園。考特和韋斯利比以前更親密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韋斯利不得不做更多危險的手術並且每次都有試驗性的藥劑。每一次，他都得忍受這些手術帶來的副作用。韋斯利許多時候是坐在輪椅上或是讓人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
韋斯利喜歡學校的千米慢跑活動。隻要一有機會他就參加。盡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這並不能阻止他。有一年，他坐著媽媽推的輪椅參加比賽，邊跑邊喊：“快點兒，媽媽!”還有一年，韋斯利是伏在另一個孩子父親的肩上參加比賽的。
11歲時，每一種手術和可以選擇的藥品對韋斯利的病都無濟於事了。腫瘤已經擴散到韋斯利的全身。那年3月9日，白誠曼打來電話通知考特：該向他最親密的朋友真正告別了。韋斯利已經回到家，沒有活下來的希望了。
到11歲生日時，考特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隻是學習上的困難還很明顯，千米慢跑運動也不適合他。白誠曼打來電話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參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氣喘病剛好，可他卻想盡方法讓我相信他能夠上課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時候，他說肺滾熱。拿著一個證書和閃閃發亮的第一名的綬帶，證書上寫著：“獎給五年級組第一名獲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韋斯利。”
平時考特不是那種有主見的、倔強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堅持要去看望韋斯利。韋斯利的媽媽安排我們在治療間隙看他。韋斯利躺在床上，柔和的陽光照在他那虛弱的天使般的身體上，從後院傳來了聖樂聲。在病魔和過多的藥物的折磨之下，韋斯利不能做什麼了，偶爾地，能握著別人的手指，睜開一隻眼睛。
白誠曼喚醒韋斯利，並且讓他明白：考特來了。考特握住韋斯利的手，把證書給韋斯利看。告訴他，考特是為韋斯利拚命奪第一名的，因為韋斯利不能參加比賽了。韋斯利緊緊握住考特的一個手指，臉上的表情隻有他們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親吻韋斯利，低聲說：“再見，韋斯利，我的朋友。不要擔心，一切都會好的。”
韋斯利捱到了自己11歲的生日，6月離開了人間。考特參加了韋斯利的葬禮，有人問他心情怎麼樣，他說已經跟最好的朋友告別了，並且知道韋斯利會“很好的”。
我想韋斯利死後他們的友誼就結束了。我錯了。韋斯利死了整整一年的時候，考特得了嚴重的腦膜炎。在急救室裏，考特絕望地抓住我，我們怕極了。考特渾身發冷，不停地打顫。
當醫生做脊柱抽液時，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難以描述的平靜湧向全身。考特立刻放鬆了，不再發抖。
醫生和護士離開房間以後，考特和我互相凝視著，考特十分鎮靜地說：“媽媽，韋斯利在這兒，他說‘不要擔心，一切會好的。’”
一些友誼永遠也不會結束，我對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