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對考課官員進行的目的，當然是澄清吏治，獎勤罰貪，這是不言而喻的，五代時期也不例外。為達到這個目的，各朝也頒布了一些賞罰措施，比如對地方官員進行獎罰時，多采取進考或降考等的辦法。
五代時期雖然製定了考課製度，但各朝大都沒有認真執行。但從新舊《五代史》列傳所記載的情況看，因為考優而得以升遷者還是大有人在的。如孫彥韜，汴州浚儀人，少以勇力應募從軍。
曾在後梁、後唐兩朝曆任將校及州刺史，以考課見稱，就加檢校司空，後曆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
[旁注]
唐高宗 （628年～683年），李治，字為善，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唐朝第三任皇帝，諡號“天皇大帝”。在位時開創了有貞觀遺風的永徽之治。唐朝的版圖，以唐高宗時為最大，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一說裏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維持了32年。
梁太祖朱溫 （852年～912年），原名朱溫，歸唐後賜名朱全忠，907年廢唐哀帝李柷，自行稱帝，改名為晃，建都開封，國號為“大梁”，史稱“後梁”，後人稱為梁太祖。封李柷為濟陰王，次年又殺李柷，自此唐朝結束289年的統治，我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諡號“神武元聖孝皇帝”。
李存勖 （885年～926年），勖有時被寫作“勗”，本姓朱邪氏，小名“亞子”。神武川之新城，今山西雁門人。後唐莊宗，五代時期後唐政權的建立者，實現了對我國北方的大部統一。洞曉音律，能度曲。存詞四首，載《尊前集》。後死於兵變。
石敬瑭 （892年～942年），太原沙陀族人，五代時後晉王朝的建立者，即後晉高祖，936年至942年在位。石敬瑭年輕時樸實穩重，寡言笑，喜兵書，重李牧、周亞夫之行事，隸屬李克用義子李嗣源帳下。當時石敬瑭衝鋒陷陣，戰功卓著。
周世宗柴榮 （921年～959年），邢州堯山柴家莊，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堯縣人。五代時期後周皇帝，諡號“睿武孝文皇帝”。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中原開始複蘇。又南征北戰，西敗後蜀，南摧南唐，北破契丹。在議取幽州時病倒，不久去世。
和凝 （898年～955年），字成績。鄆州須昌，今山東東平人。五代時文學家、法醫學家。曾經取古今史傳所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於951年著為《疑獄集》兩卷，其子和又增訂兩卷，合成4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案例彙編。
宋真宗 （968年～1022年），名趙恒。宋朝第三位皇帝，諡號“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在位期間，與遼朝簽訂“澶淵之盟”，此後北宋進入經濟繁榮期。後期淫於封禪之事，朝政因而不舉，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使得宋王朝的“內憂外患”問題日趨嚴重。
考課 是古代官吏考核製度的一種。即對官員定期進行考核，並依考核的結果進行獎懲。除了縣級政權對下屬官吏進行考核外，中央政權就縣級及相當於縣級的“都官”向中央彙報的內容進行考核，並根據考核後的情況作為對官吏進行升遷賞罰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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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裏記載了朱溫“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一個故事：一次，朱溫愛將寇彥卿入朝，在天津橋上被一老人無意阻擋，寇彥卿令從者將老人推落橋下摔死。
這件事被禦史府司憲即執法官崔沂彈劾後，朱溫即將寇彥卿貶官。寇彥卿因此對崔沂懷恨在心，宣稱如果誰能把崔沂除掉，就重重有賞。
朱溫知道此事後，嚴厲警告寇彥卿：“崔沂有毫發傷，我一定誅你九族！”
當時立國之初，功臣驕橫；此事後，上下無不肅然。
宋朝立法是儒道兼用
宋朝統治者以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防止割據分裂為立法指導思想，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大度兼容，強調慎法，實施輕刑。
同時，宋朝調整經濟的法律法規，在我國經濟立法史上形成了較完備的經濟法律體係，使宋朝成為我國古代民商事及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朝代，對商人給予較往常更多的尊重，對後來的經濟法製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宋太祖趙匡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建立北宋政權。為了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封建秩序，宋太祖在即位後不久，就命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竇儀等人修訂法律。
竇儀是前朝元老，懂得如何修訂法律。他和蘇曉、奚嶼、張希遜、陳光父、馮叔向等人，在總結唐朝和後周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編纂了宋朝第一部刑法典《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共30卷。
《宋刑統》修成後，宋太祖於963年下詔刻版印刷頒行全國，成為我國法製史上第一部刻版發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統》頒布後，中經宋神宗、宋哲宗、宋高宗幾朝數次修改。但由於它是宋朝開國以來第一部法典，繼承皇位的幾代君主都不敢輕易修改，所以，每次改動都很小。
從法律形式上看，宋朝的敕書應用極為廣泛，經常使用敕書來處斷案件，從而使敕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法律規範。
敕發布多了，時間一長，前後敕有抵觸，必須進行彙編整理，刪去過時的，保留有用的，這就是“編敕”。把散敕中一事一例的判例，經過彙編整理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通行於全國的法律條文。可見，編敕是宋朝立法活動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
宋朝編敕極其頻繁，每逢新皇帝即位，同一皇帝改變年號，都要重新編敕。宋朝皇帝改元多，編敕也就多，以至於到底有多少部編敕，實難統計。
編敕實質上是對《宋刑統》的重大修改。而且，與刑統相比，編敕可以隨時發布，運用起來靈活得多，統治者隨心所欲地經常編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就形成了律敕並行，即在保持《宋刑統》的應有法律效力的情況下，提高敕的地位，在審斷案件時加以引用。這是宋朝立法的特點。
宋朝在刑事法方麵有盜賊重法、折杖法，以及刺配和淩遲。
為加強中央集權，穩定社會秩序，宋統治者開始對一些重要地區盜賊犯罪論以重法，以嚴懲窩藏盜賊的行為。
隨後，出於京畿地區安全的考慮，將京城開封及諸縣劃為“重法地”，規定凡在“重法地”內犯賊盜罪者，適用比《宋刑統》重的處罰。後來重法地的範圍擴大到一些非重法地。
宋朝首創折杖法。折杖法就是將笞、杖、徒、流四種刑罰折抵為一定數量的杖刑的刑罰製度，其總體趨向是使刑罰減輕。
在民事法律中，宋朝規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成立的四個步驟：
第一，田產買賣先問親鄰，他們具有先買權。
第二，製作契約，到官府印契，繳納契稅，交易才有效。
第三，契約上寫明標的物的租稅、役錢，並由官府在雙方賦稅簿賬內變更登記，加蓋官印。如果沒有過割賦稅，往後買賣的交易雙方發生糾紛爭訟時，即使買受田宅的富豪之家持有契約，官府也不會受理爭訟。
第四，買賣契約達成後，轉移土地的占有，賣主離業，且不允許其租佃該土地，以防止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多，以致減少官府的賦稅收入。
宋朝對婚姻家庭與繼承製度也在民事法律中作了規定。
婚姻法規注重妻子的離婚權利，如規定丈夫出外3年不歸，6年不通信息，準予妻子改嫁或離婚；丈夫因犯罪而離鄉服刑，妻子可以提出離婚；被夫同居親強奸，或雖未成，妻子也可提出離婚；丈夫令妻為娼者，妻子也可提出離婚等。
另外，法律還擴大強製離婚的範圍，如法律規定，將妻子雇與他人為妻妾者，婚姻關係應解除。
繼承法規中較有特色的是關於養子繼承權的規定。立繼子與命繼子由於收養關係成立的時間不同，意味著其對父母生前所盡的贍養義務不同，在遺產的繼承上便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