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譯介及性別話語之間形成的互為交織的力量，參與並推動著中國性別觀念的變遷。
關鍵詞《新青年》；易卜生戲劇譯介；讚助；性別
Abstract: New Youth is an important foru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gender discourse in May Fourth Era
and an influential patronag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s well.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etic motivations of New Youth to translate Ibsen’s play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tronage,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and gender discourse，which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der discourse in May Fourth China.
Key words: New Youth; the translation of Ibsen’s plays; patronage; gender
一、引言展開，但尚有“忽視或遺漏”的方麵，比
如“教育思想、學術思想、人口思想等的
《新青年》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頗具研究尚不充分，有的甚至還很薄弱”（董
影響力的期刊之一，是新文化知識分子挑秋英，郭漢民，2001：244 ）。曾經有研
戰傳統、傳播新思想的重要論壇。翻譯作究者從性別視角介入，陸續出現幾篇討論
為自清末以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學習西《新青年》與女性問題的文章（陳文聯，
方、走向現代的重要途徑，在諸多報刊中2007 ；王冬梅，2008 ；劉慧英，2008）
，
占據了顯著的位置。“翻譯不僅是當時某也逐漸出現一些研究者探討該雜誌的翻
一份刊物，而且是整個時代的思想界或知譯（潘豔慧，2006 ）。而將性別範疇運用
識界的優勢話語方式”（潘豔慧，2006：
到《新青年》雜誌的翻譯研究方麵的研究
44 ）。《新青年》也不例外，也是譯介外成果還甚為少見。本文嚐試從性別視角介
國文學的重要讚助力量。入，探討《新青年》對易卜生戲劇譯介的
雖然對《新青年》的研究從各個層麵讚助。
①
作者簡介：羅列（1972—
），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學。
·96
·
第一篇 翻譯研究
中國近代以來，在麵對西方列強的焦
慮中，女性問題一直被看作直接關乎民
族複興的關鍵因素，女性被作為一種象
征性的符號被有話語權的男性言說，性別
話語與民族話語密切交織在一起。五四新
文化時期，新文化知識分子書寫的大量有
關“女性問題”的文獻，“形成了最強大
的性別話語”（Wang，1999：36 ），形
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五四女權運動的
高漲不是一個獨立分割的現象，而是中國
自清末以來女權話語的延續和爆發”。
（Wang，1999：44 ）而《新青年》對易卜
生戲劇譯介的大力讚助，以及引發的對其
戲劇中性別問題的激烈探討，也是建構這
一性別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20世紀初葉中國對易卜生的譯介
挪威偉大的戲劇家、詩人亨利克·易
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 ）一生創
作了25 部戲劇，對世界現代戲劇的發展具
有深刻影響，被尊為“現代戲劇之父”。
易卜生及其作品在20 世紀之初便被譯介到
中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易卜生的作
品備受新文化知識分子的青睞。1918 年
《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發表，引
起後來對易卜生如火如荼的討論，這成為
五四時期集體記憶最鮮亮的一部分。
對易卜生最早的譯介是從留日的中國
青年學生開始的。1908 年在日本留學的魯
迅在《河南》第2號、第3號上發表《摩羅
詩力說》，稱易卜生“生於近世，憤世俗
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所以作《社會
之敵》一作，稱讚劇中堅持真理的男主人
公“醫士斯托克曼”雖遭受種種非難，卻
“而終奮鬥，不為之搖”的精神，稱他
為“地球上至強之人，至獨立者也”（魯
迅，2004：31 ）。同年他在《河南》第7
號上發表《文化偏至論》，對易卜生有更
詳細的介紹：
其所著書，往往反社會民主之傾
向，精力旁注，則無間習慣信仰道
德，苟有拘於虛而偏至者，無不加
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
名，實乃愈趨於惡濁，庸凡涼薄，日
益以深，頑愚之道行，偽詐之勢逞，
而氣宇品性，卓爾不群之士，乃反窮
於草莽，辱於泥塗，個性之尊嚴，人
類之價值，將鹹歸於無有，則常為
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魯迅，2004：11）
文中還介紹了《民敵》一書，即《摩
羅詩力說》中的《社會之敵》，後來通常
譯作《人民公敵》。同年，仲遙在《學
報》第11 號上發表《百年來西洋學術之回
顧》一文，這篇文章其實是翻譯自日本
瀨川秀雄的《西洋通史》第4編的相關章
節。該文稱讚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反映了
社會的真實。
1914 年，春柳社在日本翻譯並演出了
《娜拉》（即《玩偶之家》）。春柳社
的成員歸國後，在上海又演出了幕表戲
《玩偶之家》，這是易卜生的戲劇首次在
中國上演。陸鏡若（1885－1915 ）為配合
演出還在《俳優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伊
蒲生之劇》，文中提及了易卜生的《人
形之家》（即《玩偶之家》）《民眾之
敵》（即《人民公敵》）《亡魂》（即
《群鬼》）《海上之美人》（即《海上
夫人》）等11 個劇本，但沒有內容介紹，
並稱易卜生為“著作大家”“莎翁之勁
敵”“劇界革命之健將”（轉引自鄒振
·97
·
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環，1996：257 ），但當時並沒產生很大
的影響。1915 年《小說月報》第6卷第6期
發表了署名樂水的《歐美名劇》中的“嬌
妻A Doll’s House ”部分，稱“愛伯生”，
“少有文名，所編劇，思想新穎。皆道人
所未道”。（樂水，1915：1）該文介紹
了《玩偶之家》的劇情，在“劇旨”中評
論道：
此劇主義，可分兩層：（一）大
凡女子，自有女子之意見行為，世人
但當鑒其苦衷，而將護之，未可律以
丈夫之道，求全責備。（二）夫婦之
間，甚難處也，應委曲以求全，未可
乖離而脫
。世之為丈夫者，往往不
察究竟，稍不滿意，盛氣任情。而婦
人見識短淺，一經決裂，每有血冷心
灰，生趣消滅，而出至愚之途者。是
不可不慎也。（樂水，1915：2）
樂水雖然對該劇主要劇情的介紹比較
忠實，但對該劇主題的誤讀十分明顯，將
導致男女主人公衝突與決裂的原因歸結為
男子的嚴格律求與女子的短見，而且對女
子的偏見甚為明顯，全然未解該劇的主
旨。
易卜生及其作品在中國引起廣泛而
巨大的反響，並形成“易卜生熱”，與
《新青年》雜誌對易卜生的係統譯介密不
可分。1918 年《新青年》發行了“易卜生
專號”，專號上的譯介主要分為兩類：一
類為評介性文章，一類為翻譯的劇作。評
介的文章有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袁振
英的《易卜生傳》；翻譯劇本有羅家倫、
胡適合譯的《娜拉》，陶履恭譯的《國民
之敵》，吳弱男譯的《小愛友夫》。之後
的短短十年時間裏，易卜生的作品不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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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往往一部作品還出現多個譯本，以
《玩偶之家》的重譯現象最為突出，共有
4個漢譯本。到1928 年，易卜生戲劇中的
11 個劇本有了漢譯本。
縱觀20 世紀頭三十年中國對易卜生的
譯介，大致可以以《新青年》的“易卜生
專號”發行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多
停留在概略式的介紹上。第二階段以《新
青年》係統譯介易卜生為始，譯介從多方
位展開，既有劇本的大量翻譯，又有研究
文章的不斷發表，譯介的廣度和深度都是
前一階段不能相提並論的，讓“易卜生”
和“娜拉”成為五四青年最耳熟能詳的名
字。
三、《新青年》對易卜生譯介讚助的
意識形態動因
五四時期形成譯介易卜生及其劇作的
高潮並非是一個偶然的文化輸入現象，而
是在譯入語文化時代話語驅動下發生的有
選擇的行為。對易卜生首次大規模的、有
係統的譯介得益於《新青年》雜誌的大力
讚助。讚助是影響翻譯活動的重要因素之
一，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
認為讚助包含三個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
即意識形態（ideological component ）、
經濟形態（economic component ）及社會
地位（element of status ），並將讚助分
為不可分型（undifferentiated ）和可分型
（differentiated ）。不可分型指三要素全
部由讚助人實施；可分型指經濟成功相對
獨立於意識形態，作家未必因經濟的成功
而獲得社會地位。（Lefevere，2004b：
16－17 ）從晚清至民國時期出現了大量民
間讚助機構，如民間書局、民營報刊、民
辦學堂及民間社團學會等，外國文學在這
第一篇 翻譯研究
一時期的大力譯介與這些民間機構的積
極讚助是密不可分的。民國時期的民間機
構讚助，成為整個20 世紀最精彩、最有生
氣、最多樣化、最具商業氣息、變化最迅
速的板塊。民間讚助機構的讚譯關係多屬
商業關係，較少指令性條件，譯者享有較
大的自由度，而讚助動機也五花八門，其
效果是西學全麵輸入。（王友貴，2006：
19 ）《新青年》雜誌便是其中“最精彩、
最有生氣”的讚助機構之一。
在讚助的三要素中，意識形態在《新
青年》的讚助行為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勒
菲弗爾認為，“意識形態要素製約著文學
形式和主題的選擇與發展”（Lefevere，
2004b：16 ）。《新青年》在創刊之際，
主編陳獨秀便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
了“自主”“進步”“進取”和“科學”
等一係列主張，奠定了該雜誌的辦刊宗
旨，它的創辦成為挑戰舊傳統、舊道德和
舊文學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標誌。
《新青年》雜誌作為新文化思想的前沿，
自然會積極挑戰和清算作為中國文化根基
的儒家思想，而性別問題作為焦點議題之
一，備受關注。《新青年》從創刊開始，
就不斷嚐試闡述塑造“新女性”的重要意
義，以及成為“新女性”的標準。
民國成立後，轟轟烈烈的女子參政運
動遭到失敗，女權的呼聲暫時陷入沉寂。
1915 年，在中國女權運動被壓製的沉寂
中，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
世稱近世歐洲曆史為“解放曆
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
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
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
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雲者，脫
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
人格之謂也。（陳獨秀，1915：2）
他把女性解放視作西方解放曆史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而這“解放曆史”在陳獨
秀和其他許多新文化知識分子看來，代表
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趨勢，也是中國現代化
的發展方向。1916 年，陳獨秀又發表了
《一九一六年》，認為中國受到西方列強
的奴役是因為儒家文化之過。他批判了被
奉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的儒家“三
綱”之說，其中論及妻子淪為丈夫的附
屬品，喪失了“獨立自主之人格”，號召
“自負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奮
鬥以脫離此附屬品之地位，以恢複獨立自
主之人格”（陳獨秀，1916：3－4）。作
為《新青年》主編的陳獨秀從一開始就關
注女性問題，“但是他在當時的視域並未
完全超出晚清倡導女權的先驅梁啟超”
（劉慧英，2008：120 ）。
1917 年2月，《新青年》開辟了討論
女性問題的專欄，發表了一係列的文章，
探討女性在受教育與工作上的平等權益，
批判儒家倫理對女性的壓製和傳統的婚姻
製度，介紹西方女性追求經濟獨立與政
治解放的鬥爭。但這一階段的女性問題是
作為一個較次要的問題被提及，或者延續
維新派的女權話語，將西方女傑作為塑造
中國新女性的參照，不夠深入。《新青
年》真正拉開以討論婦女問題來抨擊傳統
的序幕，並提出“五四式”婦女解放口號
則是在1918 年：周作人翻譯的與謝野晶子
的《貞操論》，胡適、羅家倫翻譯的易
卜生的劇作《娜拉》，胡適的《貞操問
題》，魯迅的《我之節烈觀》（劉慧英，2008：124 ）。這些文章抨擊了當局的
“節婦”“烈女”觀，揭露了傳統儒家倫
理對性別角色定位中采用的不平等的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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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標準。在新文化知識分子對儒家性道德的
猛烈抨擊中，在五四激進的女權話語背景
下，易卜生的大規模譯介在中國拉開了序
幕。
《新青年》首先發起對易卜生及其劇
作的係統譯介。1918 年4月，《新青年》
第4卷第4號刊登了“本刊特別啟事”：
易卜生為歐洲近代第一文豪，其
著作久已風行世界……本社現擬以六
月份之《新青年》為“易卜生號”，
其中材料專以易卜生（Ibsen ）為主
體。除擬登載易卜生所著《娜拉》
（A Doll’s House ）全本，及《易卜
生傳》之外，尚擬征集關於易卜生之
著作，以為介紹易卜生入中國之紀
念……
在易卜生的譯介中，《新青年》既是
讚助人又是委托人。它發出了較強的指
令，規定了譯介的對象，譯者對文本的
自由選擇權和決定權受到製約。勒菲弗爾
指出，“翻譯與權威和合法性有關，最終
與權力有關”，“翻譯不僅是‘開向另一
個世界的窗口’，翻譯打開了一條渠道，
盡管這樣做不乏勉強，通過這一渠道外國
文化能滲透到本土文化之中，並向本土文
化發起挑戰，甚至會顛覆本國文化”。
（Lefevere，2004a：2）《新青年》以顛
覆傳統、建構新文化為辦刊宗旨，委托
和讚助易卜生的譯介也是為這一宗旨服
務的。在新文化知識分子眼中，“易卜
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
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
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
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
—
這就是
‘易卜生主義’”。（胡適，19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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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茅盾在1925 年回顧《新青年》對易卜
生的譯介時道：“《新青年》出‘易卜生
專號’，曾把這位北歐的大文豪作為文學
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等等新運
動的象征”（沈雁冰，2001：148 ）。可
見，對易卜生的譯介，目的旨在引進外國
文化，向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挑戰。易卜
生劇作對家庭、婚姻、女性解放的思考以
及對虛偽道德的拷問，吸引著處在巨大時
代裂變中的新文化知識分子，這與《新青
年》雜誌一開始就關注女性問題相一致。
該雜誌對易卜生譯介的讚助，是為其意識
形態服務的。《玩偶之家》譯介後，該劇
作成為五四時期譯本最多的一部作品，被
盛讚為“婦女解放的宣言”。而該劇作中
“我是我自己的”娜拉話語，讓女性主體
浮出，超越了維新知識分子對女性問題的
探討，標誌著《新青年》建構性別話語發
展的新階段。
在《新青年》對易卜生的大規模譯介
後，其他的讚助人也參與到對易卜生的譯
介中。其中商務印書館在20 世紀20 年代出
版的易卜生戲劇漢譯本是最多的，有的劇
作還有多個漢譯本，如《玩偶之家》有陳
嘏、潘家洵的譯本，《群鬼》有潘家洵和
林紓的譯本等。對易卜生戲劇的熱衷可窺
見一斑。“讚助人將譯者的翻譯文本及譯
者所設定的讀者聯係起來”（Lefevere，
2004a：7），五四時期民間機構的讚助對
易卜生在中國的譯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
用。
四、讚助易卜生譯介的詩學動因
勒菲弗爾認為，“讚助對文學意
識形態的興趣大過對其詩學的興趣”
（Lefevere，2004b：15 ）。但在中國五四
第一篇 翻譯研究
時期，建構新文化和白話新文學是挑戰傳
統的重要手段，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
一個主要內容，詩學與意識形態因素交織
在一起，讚助人對易卜生的譯介除了意識
形態的因素外，詩學的變革也是讚助希圖
實現的目標之一。
在《新青年》雜誌上，1917 年1月胡
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首先提出文
學改良的主張，提倡以白話文代替文言
文，以白話文學代替仿古文學。2月，陳
獨秀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提出文學革
命的“三大主義”，即：推倒貴族文學，
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
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在
新文化知識分子對傳統的顛覆和對民主、
科學、自主、解放的追求中，強勁的文學
革命呼聲成為時代不可逆轉的潮流。文學
係統中舊有的詩學受到新詩學的挑戰和反
叛，二者之間的巨大張力推動著文學係統
的演進。“不同詩學的鬥爭常常是由作家
發動，但鬥爭本身及其成敗，往往取決於
改寫者”，“改寫，主要是翻譯，極大地
影響了不同文學係統之間的相互滲透，這
不僅體現在是否能把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
的形象成功地引進另一文學係統，而且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