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翻譯研究
所為背後的意圖是十分複雜的，涉及宗
教、政治、經濟利益等多方麵因素。因
此，在審視其行為（本文中指其翻譯行
為）時，需進行多重考慮。
前文提到，《富國策》是汪鳳藻和丁
韙良共同努力下的結果，因此他們各自
在翻譯過程，如源語文本的選擇、對源
語文本內容的刪改（包括添加注釋和未譯
之處）、譯入語語言修煉等中所發揮的作
用就無從判斷。但從勒菲弗爾的意識形態
理論上來看，他們兩人整體作為“專業人
士”在譯作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社會
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首先，譯入語所
采用的語言形式（古文）有桐城派文風。
桐城派是清代盛行的我國古代散文史上最
後一個大的流派。就文風而言，通常簡明
達意、清真雅正、條理清晰，不重羅列材
料、堆砌辭藻。《富國策》通篇文字風格
皆如此，試舉一例。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practice
in performing both mental and physical
operations is most strikingly exhibited in the
increased quickness obtained. By practice the
eye and hand may learn to work in perfect
unison, and the hand and eye are made to
obey with intuitive quickness the behests
of the will...The precision and quickness
acquired by practice are not in any way
confined to the mechanical operations of
trade. What can be more extraordinary than
the precision and quickness of the acquired
and practised musician? If the theory of
violin-playing is explained, it seems to
require a skill beyond the reach of man. The
fingers appear to move with careless rapidity
over the strings, yet the accuracy of each note
depends upon the string being touched with
the strictest correctness at some particular
point.
①
“所謂專一則能生巧者，蓋習久則技
熟。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妙造自
然。意之所到，目與手隨之，其敏捷之
神，真有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者。此不
獨居肆之百工為然也。彼奏樂之技，亦猶
是已。彈琴者手揮五弦，眾音畢奏，指法
之捷，幾幾不可思議，而其應弦合節，聲
之高下疾徐，曾無毫發之爽，自非習熟，
何以能此？”
②
譯語簡練達意，將源語文本中的類比
描繪得惟妙惟肖。這種語言形式的運用是
譯者多年來所接受的詩學形態教育的產
物，是以科舉製下八股文文章寫作方法和
表現形式的規範為準繩的。同時，也將讀
者的接受程度考慮在內。《富國策》翻譯
之時，科舉製尚未結束，白話文運動和新
文化運動尚未開展，主流詩學雖然麵臨著
思想內容、表現形式上的停滯危機，但外
部環境仍然相對穩定。因此，譯者所用譯
語形式，看似自然流露，未經刻意修飾，
其背後所掩藏著的卻是千年來與封建統治
相適應的詩學形態。
其次，譯本主旨與儒家思想緊密結
合。在丁韙良為《富國策·凡例》中論及
經濟學的四點好處時的第三點：“富國
策雖旨在廣發財源，而未嚐遺乎仁義。緣
若絕仁棄義，則無論再有何策，終難利國
①
該段引文轉引自張登德《求富與近代經濟學中國解讀的最初視角——〈富國策〉的譯刊與傳播》第166－167 頁。原文
出自1883 年由Macmillan Company 出版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②
該段引文轉引自張登德《求富與近代經濟學中國解讀的最初視角——〈富國策〉的譯刊與傳播》第166－167 頁。原文
出自汪鳳藻譯《富國策·論三要滋生之力》，光緒六年（1880 年）同文館聚珍版卷一，第35－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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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這就是說，在丁韙良看來，富國不
是單純地追求財富的增加，而需要講求仁
義。這是一種中庸均衡地考察一國經濟社
會發展的經濟學理論。他在通過翻譯來傳
播其自由主義貿易思想的同時考慮了根植
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
以利於中國讀者的接受，達到其傳播目
的。
此外，文本選擇及改寫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文本選擇者的意識形態及詩
學。《富國策》譯自英國經濟學家法思
德（Henry Fawcett ）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①。法思德極
為崇尚穆勒，此書便是遵循穆勒的《政
治經濟學原理》中的思想來撰寫的。書中
對重商主義進行強烈批判，大肆鼓吹自由
貿易，認為“宇宙之大，邦國之多，不獨
天時地利互有不同，即人巧亦各有所擅。
故往往此之所有者，或彼之所無；彼所有
餘者，或此所不足。自邦國通商互市，而
後以有易無，以易濟難，以有餘補不足，
上以裕國計，下以厚民生。也獲益維均，
其為利甚溥，國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
主張廢棄“重征進口稅，減免出口稅”的
保護政策，即“既名為通商，凡貿易可通
之處，皆應聽其自然流通，不可稍有阻
礙”。這種經濟思想與西方資本主義對弱
小國家的經濟擴張是相配合的，強迫中國
人承認：“有益於西商即所以有益於中商
也，有益於中商即所以有益於中西之民生
也，有益於中西之民生即所以有益於中西
之國計也”②。由於汪鳳藻作為未曾留過
學的中國人，除翻譯外，沒有其他接觸西
學的渠道，文本選擇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丁
韙良所為。丁韙良作為晚清時期西方傳教
士，其原本的傳播宗教教義之職已經擴張
到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麵。除個人對法思德
著作的偏好之外，他還有著配合西方列強
經濟擴張之嫌。有關法思德原作內容的刪
減，可能係汪鳳藻或丁韙良或兩人共同意
誌所為。法思德在原著中所作序言、行文
中的注釋譯者未譯，內容也未全譯。如第
2卷第11 章，第3卷中的第10－16 章，第4
卷的第2－7章等。《富國策》全書共3卷
26 章，分別為“論生財”“論用財”和
“論交易”，即現在的商品生產理論、消
費理論、產品交換和分配理論。同時，在
譯出的章節中，也有部分內容和詞句被譯
者舍棄。如在第1卷總論中討論政治經濟
學關於追求財富和道德倫理關係的問題時
刪減了諸多與中國“利義之辯”相悖的觀
點③。這些行為均為當時社會意識形態和
詩學作用的結果，亦包含了西方傳教士身
上所帶有的潛在利益。
三、作為“外因”的讚助人
勒菲弗爾認為④，讚助人應當包括以
下三個因素：（1）意識形態因素；（2）
經濟因素；（3）地位因素。其中，意識
形態因素決定主題的選擇和表現，經濟因
素決定相關專業人士的報酬問題，地位
因素較多地表現為對讚助人所進行的回報
或滿足其一些願望。倘若這三個因素都集
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集團上，如極權統
治者的統治，那麼這種讚助人係統就是
①
據張登德考據，所依據的版本為1874 年版。詳見《尋求近代富國之道的思想先驅：陳熾研究》第143 頁。
②
戴金珊：《試論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世界經濟文彙》1985 年，第6期。
③
張登德：《尋求近代富國之道的思想先驅：陳熾研究》第153－154 頁。
④
勒菲弗爾：《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製控》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16－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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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翻譯研究
集中的（undifferentiated ）。在這種情況
下，讚助人係統為維護其製度的穩定性而
不易受到外界的影響。相反，若這三種
因素不是相互依賴的，則被稱為分散的
（differentiated ）。在所有已知的文學係
統中，中國是最能夠長時間抗拒轉變的。
因為在中國文學裏，讚助人是集中性的，
即同時集聚意識形態因素、經濟因素和地
位因素。他就是中央集權的統治者。他通
過嚴格的科舉製度將文學的創造和閱讀限
定在士大夫階層，並賦予其最高的身份地
位。同時這種考試是在統治者所建立的意
識形態和詩學形態之下的。因此，中國封
建社會的文學係統是十分穩固的。即使到
了晚清時期，中央集權統治受到西方資產
階級國家的武力威脅、經濟入侵和政治擴
張，這種集中性的文學係統也苟延殘喘了
些時日。直到科舉製於1905 年的廢除才算
徹底瓦解。這一事件徹底阻斷了知識分子
通往仕途的道路，破壞了長久以來的平衡
狀態，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即此，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新文體的
出現，才逐漸使讚助人係統走向分散。意
識形態、詩學係統的改變是一個十分漫長
的影響過程，期間產生了無數新興知識分
子，也直接導致翻譯的興盛。
《富國策》誕生於集中性讚助人係統
的末期，瀕臨這一係統的徹底瓦解之際。
雖然係統內部已麵臨著分崩離析的危險，
但仍然不能否認其集中性的性質。據筆者
分析，《富國策》的讚助人係統由三個部
分組成：丁韙良、同文館和總理衙門。在
這裏將分別作具體分析。
丁韙良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具有雙重身
份。首先，他作為譯文的鑒定核對校訂
者，充當著“專業人士”的一部分，帶入
了自身的詩學形態，前文已作分析遂不贅
述。同時，他以自身的身份地位（同文館
總教習），充當著讚助人係統的一部分。
前文提到，《富國策》最初翻譯的目的是
為“富國策”這一課程提供教材，而課程
改革、組織編寫教材正是丁韙良就任同文
館後的重要活動之一。因此，《富國策》
翻譯一事從策劃到付諸實踐都離不開丁韙
良的活動。丁韙良還為《富國策》撰寫
了凡例。在凡例中，丁韙良首先指出本
書譯者為汪鳳藻，並給予汪極大的認可
和讚揚。他說：“譯是書者為同文館副
教習汪生鳳藻……其原書先已熟讀備探
秘奧，迨譯本脫稿後，複經總教習詳加
核對乃呈。①”丁還寫到譯此書的原因：
“論此學者，在泰西以英國為最，百年
來，名家迭出，如斯美氏、梨喀多、彌耳
氏等，均未如法思德之詳而且明，故同文
館向以此學課讀諸生。②”其用意旨在表
達他對於此項翻譯工作的支持，而這種支
持仍然是在意識形態的操控背後的。
讚助人係統的第二個重要部分就是同
文館。事實上，丁韙良作為同文館總教習
亦隸屬於同文館。同文館是在中英《天津
條約》簽訂之後，特別是1860 年英法聯軍
燒毀圓明園之後，清政府迫於外交壓力而
設立的培養翻譯人才的機構。1862 年，在
奕奏請後正式成立，清政府任命當時素
負眾望、為士林所矜式的徐繼佘擔任總
管同文館事務大臣③。最初，同文館隻設
有英文館，後加設法文館、俄文館、科學
館、德文館、東文館等，還聘請外國傳教
①
《富國策》卷首，“富國策凡例”，清光緒六年同文館聚珍版。
②
同上。
③
鄒振環：《京師同文館及其譯書簡述》，出版史料，1989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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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士充當教習，丁韙良即是其中之一。當
時，聘請洋人充當教習遭到了眾多官員的
反對，認為此舉有失國體，朝廷命官應為
“科甲正途”，“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
道”者。而洋務派則認為在當前的局勢之
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不應“以忠信為
甲胄，禮義為幹櫓”。最終，洋務派取得
了全麵勝利。同文館作為丁韙良等教習、
副教習直接隸屬的政府機構，負責了這些
人員的膳宿費等固定津貼，資助他們進行
翻譯活動。
然而，同文館並沒有獨立存在的能
力，它的背後是清政府這一中央集權統治
者，最直接的管理機構為總理衙門。《富
國策》序言為總理大臣崇禮所作，在文
中他對丁韙良所主持此項翻譯活動高度讚
揚。他寫道：“天地之大，德在好生；聖
人之大，業在富有。發政之始以足食，聚
人之術曰豐財。生之者眾，沛然訖於四
海；用之以禮，浩乎式於九圍，此法思德
所以有《富國策》一書，而丁冠西先生所
以督率汪生鳳藻譯之，而詳加核焉。”此
書“其心計之用，實與格致相通，一也；
恐一夫之失所，俾萬邦之協和，二也；以
財發身，則上好仁而下好義，三也；修文
偃武，則以玉帛，不以兵戎，四也”①。
總之，他的支持態度在序言中是可見一斑
的。
張登德對總理衙門的作用有如下總
結：“一、同文館隸屬於總署，丁韙良
為總教習，汪鳳藻為副教習，不能不仰
賴於總署的支持；二、同文館的譯書均
以官費付印，總署且有名義上審定允準
之權，丁韙良所謂“欽命總理各國事務
王大臣批閱蒙命付梓”即指此而言；
三、總理大臣崇禮所寫的序文，可看作
清政府官方對《富國策》一書的簡單認
識和評價。②”由此可見，總理衙門作為
讚助人係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意識
形態、經濟以及地位上給予《富國策》
翻譯和出版的支持。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個讚助人係統
中，三個部分（丁韙良、同文館、總理衙
門）是相互緊密聯係、不可分割的。而意
識形態、經濟、地位因素在他們各自身上
都有體現，呈現的仍然是一個集中性的讚
助人係統。
四、結語
《富國策》作為介紹西方經濟學的第
一部著作，雖與其後嚴複譯《原富》以
及20 世紀以來經濟學譯著的蓬勃發展的
影響力相比顯得相對較弱，但其開創性意
義是不容忽視的。汪鳳藻及丁韙良作為引
介西方經濟學第一人，首次開拓了國人的
眼界，讓國人逐步開始認識到西方資本主
義國家走向富強的真正原因。同時，《富
國策》的出版還引發了有識之士關於經濟
學著作的翻譯熱情。如1886 年艾約瑟刊印
的《富國養民策》，1892 年傅蘭雅的《富
國須知》，1911 年馬林的《富民策》等。
《富國策》有著如此的曆史功績，因此，
我們在審視《富國策》這一翻譯行為時，
應回歸曆史語境，用客觀的眼光，從多方
麵全麵考察分析，本文所利用的勒菲弗爾
意識形態理論僅僅是其中一個較宏觀的方
麵。
（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成都 611130)
①
崇禮：《富國策序》，載《富國策》卷首，清光緒六年同文館聚珍版。
②
張登德《尋求近代富國之道的思想先驅：陳熾研究》第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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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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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從性別視角看《新青年》對易卜生戲劇譯介的讚
助
羅 列
①
摘 要《新青年》雜誌是五四時期建構新型性別話語的重要論壇，也是譯介外國文學的重要讚助力
量。本文從性別視角，探討《新青年》讚助易卜生戲劇譯介的意識形態動因和詩學動因，揭示讚助人、外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