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翻譯研究
它們自己卻藏在遠山之中。（第174
首）
鄭振鐸在翻譯時，特意選用了符合中
國傳統詩歌的詞語和意象。第一首詩之中
“黃昏”“霧”“雨”和中國傳統詩歌一
樣，表現一種淒涼、孤獨的意境。第二個
例子寫到“雲”“水”“遠山”，有一種
悠遠意境，與中國傳統詩歌非常相似。中
國文化，尤其是禪宗和老莊，崇尚自然，
強調天人合一，中國文學不乏崇尚自然的
山水田園詩作。《飛鳥集》具有人與自然
融合為一的浪漫情懷，它在一定程度上恰
好彌補了早期新詩表現內容偏枯的弊病，
激活了人們潛藏於心底的傳統文化精神，
以及美學趣味，促使在反傳統以後處於近
乎失語狀態的五四人，與傳統詩學精神遇
合。泰戈爾正是五四人尋找的接近中國傳
統詩學特質的外國詩人。
2．歐化語言
五四文學革命，傳統詩歌首當其衝成
為革命的對象，“廢文言，興白話”，以
白話做詩的主張提上日程。泰戈爾散文詩
通俗易懂的特點與新文學運動倡導的“反
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要求相契合。
鄭振鐸用精準的白話將《飛鳥集》自由而
傳神地翻譯出來，也有意無意地使用歐化
的語言，豐富漢語的表達方式。例如：
原文：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
譯文：世界上的一隊小小的漂泊
者呀，請留下你們的足印在我的文字
裏。（第2首）
鄭振鐸在翻譯該詩句時打破我國傳統
句式順序，沿用英語句子的句法結構和表
達方式，將地點狀語“在我的文字裏”同
英文一樣放在句末，準確傳達詩人泰戈爾
的思想，將“在我的文字裏”放在“請留
下你們的足印”的後麵，突出表達了一種
戀戀不舍的情緒。這種句子順序的變化，
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式，體現了語言的歐
化。再如：
原文：The mist is like the earth’s
desire. It hides the sun for whom she
cries.
譯文：濃霧仿佛是大地的願望。
它藏起了太陽，而太陽原是她所呼求
的。（第94 首）
五四白話運動以前，第三人稱的表達
詞不論男女，隻有“他”和“他們”，
表達能力低下。在翻譯外國文學時，英
語的第三人稱表達豐富，分類精細，有
“she ”表示女的“她”，“he ”表示男的
“他”，“it ”表示動植物類的“它”，
鄭振鐸認為有必要引進外語中這樣豐富的
表達方式，以提高白話文的表達能力。在
譯文中，他用女性的第三人稱“她”來表
示沒有生命的太陽，這是一種有意的異
化，以豐富漢語的人稱表達方式。
3．自由散文詩體
五四文學革命中，人們提倡解放舊詩
體，走出傳統詩歌的束縛，創作新詩體，
實現詩歌的現代化。當新詩將舊詩的規範
打破之後，變得無所依傍，無所適從。在
這種情勢下，重建新詩的體式規範，增多
詩體，成為“詩體大解放”的具體目標之
一。
在文體形式上，泰戈爾的大膽革新精
神，正是五四以來，新詩所孜孜以求的。
他借助人民群眾的語言節奏和樸素的民歌
·77
·
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形式，創造了許多新鮮活潑的詩歌形式和
豐富的表現手段，表現出藝術上的破舊立
新精神。五四時期泰戈爾被作為文體大家
介紹到中國，其詩歌作品為中國新詩提供
了體式的借鑒。泰戈爾清新、自然、雋永
的散文式風格的詩歌對於打破中國舊詩的
格律有著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泰戈爾詩歌
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的文體特點，既方便了
譯介，也便利了人們的閱讀，而且這與早
期中國新詩的散文化、自由化的傾向相契
合。
原文：What language is thine, O
sea?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
What language is thy answer, O
sky?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
譯文：海水呀，你說的是什麼？
是永恒的疑問。
天空呀，你回答的話是什麼？
是永恒的沉默。（第16 首）
原文：We, the rustling leaves,
have a voice that answers the storms, but
who are you so silent?
I am a mere flower.
譯文：我們蕭蕭的樹葉都有聲響
回答那風和雨。你是誰呢，那樣的沉
默著？
我不過是一朵花。（第23 首）
這兩首詩都是對話，看上去並不像詩
歌，形式自由，語言簡單，沒有韻律，但
是都富有哲理，都擁有詩歌優美的特質。
在中國傳統詩歌中，很少有這種對話的非
常口語化的形式。為了促進新詩改革，鄭
振鐸在翻譯的時候采取了直譯的方法，並
·78
·
沒有刻意添加韻律，譯文讀起來親切得像
好友間的對話，但是卻仍然優美清新，不
乏詩歌的特質。這樣的散文無韻詩打破了
中國舊體詩詞音律的束縛，如同清風注入
中國文壇，促進了詩體的大解放和確立現
代詩歌觀念。
五四的文學革命，當新詩將舊詩的規
範打破之後，白話新詩正在尋找詩性規
範，泰戈爾的《飛鳥集》為中國詩人提供
了一種重要的形式參照。其思想內容也契
合中國傳統詩學觀，這是《飛鳥集》能迅
速為中國文人所喜愛的原因。鄭振鐸在翻
譯時，采用歐化的語體，豐富了語言的表
達形式，促進了新詩現代化的發展。
六、總結
本文就勒菲弗爾改寫理論中的兩個重
要因素——意識形態和詩學，探討了鄭振
鐸的譯作《飛鳥集》。
譯者所處時期的意識形態與譯本形成
時期的主流詩學觀是決定文學翻譯的兩個
基本因素。《飛鳥集》是與中國當時的意
識形態相契合的。五四運動期間，整個中
國處於除舊布新社會轉型期，泰戈爾的作
品《飛鳥集》張揚個性、追求自由、讚美
自然、弘揚人類之愛的思想恰好與五四徹
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蔑視偶像權威、
張揚個性的時代精神十分合拍，使在黑暗
中摸索、生活在戰亂頻仍和精神空虛的現
實世界裏的中國人得到一絲精神上的慰藉
與安寧，使五四作家獲得了表現自己內心
苦悶與追求的思想武器與媒介。在這種意
識形態的操控下，鄭振鐸選用了《飛鳥
集》，且用直譯的方法直接傳達泰戈爾的
思想。
此外，五四文學革命期間，傳統詩歌
第一篇 翻譯研究
首當其衝成為革命的對象。當時的主流詩
學是“廢文言，興白話”，打破舊體詩詞
音律的束縛，《飛鳥集》散文無韻詩的詩
體給中國詩人提供了重要的形式參照，促
進詩體的大解放和確立現代詩歌觀念，它
既是對新詩運動所造成的中國傳統詩學的
忽視與失落的一種彌補，又迎合了新詩現
代化的訴求。在翻譯策略上，鄭振鐸主要
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歐化翻譯語言，目
的是為了介紹這種形式自由、語言簡潔易
參考文獻：
[1]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 1999.
[2]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a.
[3]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Amsterdam: Van
Gorcum, 1975.
[4] Rabindranath Tagor, 鄭振鐸（譯）. 飛鳥集[M]. 北京：中
國書籍出版社，2007.
[5] 艾丹.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泰戈爾熱”——五四學界
對泰戈爾的譯介與研究（1920－1924）[J]. 甘肅社會科
學，2008(1).
[6] 陳福康. 論“五四”時期鄭振鐸的文學真實觀[J]. 中國現
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1).
[7] 陳福康. 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
社，2006.
[8] 侯傳文.論我國“五四”時期對泰戈爾的接受[J]. 東方論
壇，1995(1).
[9] 胡適. 嚐試集·自序[M]. 轉引自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
懂的新詩體。
總之，《飛鳥集》的翻譯是受當時中
國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和詩學觀的影響和
操控的。但僅用勒菲弗爾改寫理論對鄭振
鐸《飛鳥集》進行研究是有局限性的，關
於泰戈爾《飛鳥集》的翻譯目前研究甚
少，還需用其他翻譯理論進行更深入的分
析。
（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成都 611130）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10] 克己. 鄭振鐸的翻譯活動[J]. 中國翻譯，1987(2).
[11] 柳鴻.泰戈爾和中國新詩[J]. 當代外國文學，1984(4)
[12]
倪培耕. 泰戈爾對中國作家的影響[J]. 南亞研究，1986(1).
[13] 秦弓. “泰戈爾熱”——“五四”時期翻譯文學研究之
一[J].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4).
[14] 秦林芳. 泰戈爾哲學思想與中國現代作家[J]. 山東師大
學報，2000(2).
[15] 王東風. 一隻看不見的手——論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
操縱[J]. 中國翻譯，2003(5).
[16] 王友貴. 意識形態與20 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18991979）[J]. 中國翻譯，2004(5).
[17] 張光璘.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次泰戈爾熱[J]. 外國文
學研究，1983 (4).
[18] 張羽. 試論新詩的“飛鳥”情結[J]. 北方論叢，2002,(2).
[19] 張羽. 泰戈爾與中國現代文學[M].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
社，2005.
·79
·
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論翻譯文體學的三維度：閱讀模式、方法論、譯者文體
①
邵 璐
②
摘 要翻譯小說的閱讀方法有以源文本為基礎的對於翻譯小說的批評法、曆史描述法兼對比閱讀兩
種。翻譯文體學的焦點問題是譯者文體研究。從翻譯文體學的維度看，翻譯方法主要有直接翻譯與曲徑翻譯兩
種，其下包括借用、仿造、字麵翻譯、置換、調適、對等、改編七種翻譯程式。前三種程式屬於直接翻譯，後
四種屬於曲徑翻譯。
關鍵詞翻譯文體學；譯本閱讀模式；方法論；譯者文體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ethods for reading translation novels: source-oriented critique reading, and the
historian-descriptive and comparative reading. The focus of translational stylistics is on translator style. In view of
translational stylistics, direct and oblique translations are the two main methods of translating, which cover such
procedures as borrowing, calque, literal translation, transposition, modulation, equivalence and adaptation. The first
three procedures are direct and the others are oblique.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stylistics; models of translation reading; methodologies; translator style
本文在考察翻譯文體學近年來最新發客體（textual objects ）的興趣可以說是被
展基礎上，就翻譯文體學三個基本層麵，Beaugrande & Dressler 等語篇語言學家所
即譯本閱讀模式、翻譯文體對比方法論、激發。自上世紀80 年代以來，Beaugrande
個體譯者文體展開詳細討論，以期用發展& Dressler（1981：3）提出構成語篇的七
的眼光更深入地對該領域作出考察。個條件，即所有語篇都必須滿足銜接、
連貫、有目的、可接受、有信息、有情
一、譯本閱讀模式境、互文性，被翻譯學家用作譯文分析，
相關研究碩果累累。例如，Hatim&Mason
對於翻譯學者而言，把翻譯看作語篇
（
1997 ）澄清了非文學譯本的本質，
①
類似於Tan & Shao（2007：204 ）提出的“第三形態”（the third space ），指譯作是源語言和目標語言在語言和文化
層麵的結合體，它是“混血兒”，是“雜交繁育”的結果。譯作就像混血兒或雜交繁育的後代一樣，雖然在外表和性
情方麵會秉承其父母即源語和目標語語言文化係統的種種特征，但其身份卻是獨立的。
②作者簡介：邵璐（1979—
），女，漢族，四川崇州人，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博
士，香港理工大學翻譯學博士後（2009—2011 ），碩士生導師，《翻譯季刊》（香港）副執行編輯，主要研究方向為
翻譯理論、敘事文體學。
·80
·
第一篇 翻譯研究
Neubert & Shreve（1992：69－123 ）提出
了文學與非文學翻譯語篇（textuality of
translations ）要素。可以預見的是，這種
類型文本研究的焦點將會出現在各種譯本
文體特征的確認和闡釋上，不僅限於文學
文本。陳德鴻指出：“期刊和論文集中偶
有出現小說翻譯的文體研究，在專著研究
中卻極為罕見”（Chan，2010：5）。由
此，Parks（1998，2007 ）的研究就顯得
格外重要：他通過“閱讀”現代翻譯小說
來考察翻譯中存在的問題和難題，然後反
過來找出原文的文體特征。他考察的原
文作者包括James Joyce，Virginia Woolf，
D. H. Lawrence 等。盡管Parks 並未提出一
套完整理論，但他的研究為翻譯學術界提
供了新的視角：即從語篇視角來研究翻
譯。就理論研究而言，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曾於2002 年以專刊形式組織了
一批歐美翻譯學者探討翻譯雜合語篇特征
（hybrid textuality of translations ）、小說
與非小說的問題，尤其關注它們作為研究
議題的合理性。這一期內容包羅萬象，特
邀主編Sch.ffner & Adab 將不同學科或同一
學科不同陣營的觀點融合在一起，為翻譯
體裁的深入研究開辟了新的平台。
同House（2001：133 ）一樣，Chan
（2010：165 ）是將文體學與言語行為理
論、語用學、社會語言學、文體學、話語
分析並列在一起，視作語言學的分支。
Chan（2010：145－200 ）的研究比
較有趣。（1）前提。雖然全書都緊扣一
個主題，就多種議題展開討論，但每一
章皆可獨立成文、單獨成篇。無論就整體
而言，還是單就某一章節而論，都暗含了
一個前提，即“被廣泛閱讀和欣賞的翻譯
小說，不可將之視為二手版本或以其他語
言寫就作品的陰影；翻譯小說獨立存在於
目標語境中”（2010：5）。（2）關於譯
文語言。在分析翻譯小說時，有必要分兩
個層次進行闡釋：其一，在語言學層麵，
翻譯小說利用中介語（interlanguage ）將
源語言和目標語言的元素組合起來。翻
譯小說不但是各種離散模式的混合體，
當源語言係統和目標語言係統發生碰撞
時，還會出現嚴重的語篇斷裂。當譯者將
自己的聲音滲透全文，連貫性便會遭到
更大的破壞（2010：4－5）。“‘不純
正’不單屬於後殖民文學的語篇特征，因
為自有翻譯存在，譯者便已采用了一種雜
合語言”（2010：4），“在閱讀翻譯小
說時，讀者會發現自己處於邊境、邊界、
邊緣處，苦於應付一種可同時效忠於源語
和目標語的雙重忠誠的語言”（2010：
5）。其二，就文化層次而言，當跨文化
互文特征破壞文化中互文關係的簡化模式
時，便會出現源自兩種不同來源地的雜合
文化特征。歸根結底，當承載著各自文化
和世界觀的兩種語言在語篇中相遇，不協
調的情況便難以避免。（3）關於讀者：
在展開細致討論之前，陳德鴻先明確指出
存在單語讀者和雙語讀者之分（Chan，
2010：177 ；邵璐，2008：5）。“翻譯小
說的讀者需要跨越邊界，穿梭於已知和未
知兩個世界之間，獲取新知識形式，這種
行為最好被描述為超文化或者中間文化”
（supra-cultural or inter-cultural ）（邵璐，2008：4）。小到個體讀者，大到整個社
會都獲益於翻譯小說。
在筆者看來，Chan（2010 ）提出的模
式係O’ Neill（2005 ）模式的修正或改進版
本。O’ Neill 對Joyce 小說的若幹種語言的
譯本做了詳細分析，提出譯本閱讀的三種
模式（Chan，2010：5－12 ），見表1。
·81
·
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表1 譯本閱讀模式
模式
作為核心的
作者
讀者反應範式
原型文本的
傳記/曆史作
家
有如讀
“
真
正
”
作者的
閱讀
前結構主義
元文本的
單個個體文
本與讀者的
互動
每次閱讀都
建構一個作
者
結構主義
互文性
（
跨
文本
）
的
宏觀文本係
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