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詞性、詞序的轉換）、變調法（指表
達手段的轉換，如明喻轉暗喻）、應變法
（指用社會功能相當的譯文表達形式去翻
譯文化背景不同的原文表達形式）、對等
譯法（指語義、形式全麵對等的翻譯）等
為最佳方法。
（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成都 611130）
第一篇 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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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
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富國策》翻譯問題初探：從勒菲弗爾意識形態理論出
發
王天雪
①
摘 要同文館《富國策》是最早將西方經濟學理論譯介到中國的譯著，它的出版對於近代中國在經濟
學理論方麵的譯介具有開篇性曆史意義。本文從翻譯學視角出發，利用勒菲弗爾意識形態理論審視《富國策》
的翻譯行為，從意識形態和詩學兩個方麵解析影響該譯作翻譯過程的因素，為《富國策》研究擴展思路。
關鍵詞意識形態；詩學；《富國策》
Abstract: The Fuguoce (Tactics of Enriching the Country) published by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is
among the earliest western works that wer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ose being published has been of
great historical sense as the threshold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al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Lefevere’s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o examine the translation action of Fuguoce and
figure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etological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t would provide a broaden
vision for the study on Fuguo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deology; poetics; Fuguoce (Tactics of Enriching the Country)
由汪鳳藻翻譯，丁韙良校訂，於光緒曆史意義。然而，國內學術界對於《富國
六年（公元1880 年）刊印的《富國策》
②
策》研究的重視程度仍相對較低，且僅局
一般被認為是最早將西方經濟學理論介限於經濟史研究和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之
紹到中國的譯著③。它的出版對於近代中中④。這類研究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原作
國在經濟學理論方麵的譯介具有開篇性者和譯作者生平、譯本的內容及曆史價值
①
作者簡介：王天雪（1987—
），女，漢族，天津人，西南財經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方向為商務文本與文體。
②
根據張登德在其著作《求富與近代經濟學中國解讀的最初視角——〈富國策〉的譯刊與傳播》中的考究，《富國策》
的最早版本為清光緒六年（1880 年）同文館聚珍版《富國策》，其後出現多次翻印，如樂善堂本、美華書館本、益智
書會本、實學新編本、鴻寶書局本。
③
此說可見於中國學術界對《富國策》及西方經濟學在華傳播的各類研究中。
④
有關《富國策》的經濟史研究主要有梁捷的《西方經濟學在華早期傳播與譯介》（《學習與探索》2007 年第2期）、
傅德元的《〈富國策〉的翻譯與西方經濟學在華的早期傳播》（社會科學戰線，2010 年第2期）；近代思想文化史主
要有王立新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162 頁），張登德的《〈富國須知〉
與〈富國策〉關係考述》（《安徽史學》2005 年第2期）、《〈富國策〉著譯者考釋》（《安徽史學》2006 年第6期）
等。
·88
·
第一篇 翻譯研究
等，由此便引發了有關譯本初版時間、翻
譯所依據的英文原本的作者及版本、譯述
者等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論的出發點都在
於翻譯的結果，即譯本研究，而關於翻譯
行為或翻譯過程本身卻鮮有學者關注①。
因此，本文旨在從翻譯學視角出發，利用
勒菲弗爾意識形態理論審視《富國策》的
翻譯行為，從意識形態和詩學兩個方麵解
析影響該譯作翻譯過程的因素，以期為
《富國策》研究擴展思路。
一、翻譯與晚清社會
《富國策》的刊印是在光緒六年（公
元1880 年），正值晚清社會②。晚清是中
國譯史上獨具特色的一段翻譯興盛時期，
一批憂國憂民的愛國誌士，如梁啟超、嚴
複等，勇於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積極開
展翻譯實踐活動，引發了西學翻譯的高
潮。西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諸多學科
在華的傳播均始於或興盛於晚清時期，對
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動作用。清政府廣泛設立新式學堂，選派
留學生，培養翻譯人才；設譯書局，翻譯
出版介紹西學的書籍，成功實現了由外國
人主譯到中國人主譯的過渡，出現了中外
合作譯書的現象。同時，在翻譯實踐興盛
的同時，有關翻譯思想的探討也呈現了
“百家爭鳴”的狀態，其中就包括在中國
傳統翻譯思想中具有提綱挈領式意義的嚴
複“信、達、雅”說。
晚清翻譯高潮的出現與其社會語境密
不可分，正如佐哈爾（Even-Zohar ）所述
翻譯占據主要地位的情形：傳統文學雖仍
占據著主流，但其形式、思想以至內容方
麵都已難有所創新，實際上處於停滯甚至
危機狀態，無法滿足需求。這一解釋可同
樣用於經濟學著作的譯介上來。在19 世紀
下半葉，中國的民族經濟遭受到西方列國
經濟入侵的嚴重威脅和打擊，傳統的經濟
思想“義利之辯”變得不堪一擊。於是，
當時社會上便出現了向西方經濟強國探
尋富國之策的心理。在19 世紀60 年代初，
由部分王公貴族、地方督撫、買辦商人、
地主士紳和知識分子發起了洋務運動。這
些人物普遍具有深厚的儒學修養和強烈的
經世要求，一開始就主張“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並打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
的旗號，試圖通過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
求強。而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認識的逐
步深化，洋務派也開始通過興辦近代民用
工業來求富。因此，譯書局在翻譯西方軍
事書籍的同時，也開始關注西方的自然科
學和社會科學。當時官辦影響較大的譯書
機構有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和京師同文館。
“江南製造局是軍工企業，當然以譯工藝
學書籍為多”，“對社會科學方麵的書譯
得不多，約占譯書總數的五分之一”③
；
而京師同文館通過譯書與教學的結合，在
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富國策》
即誕生於這樣一種求富心理之下。最初，
“富國策”是清政府按西方學製設置的經
濟學科的名稱。在丁韙良任同文館教習並
進行課改後，“富國策”一學均出現在五
①
在《富國策》現階段主要研究中，僅張登德在其專著《求富與近代經濟學中國解讀的最初視角——〈富國策〉的譯刊
與傳播》（黃山書社，2010 年）的第四章“汪鳳藻《富國策》的翻譯研究與檢討——與法思德原文之對照比較”中探
討過翻譯過程的問題，但也僅局限於文本對照，因此將原作與譯作對立了起來。
②
通常認為，晚清大致始於19 世紀下半葉，延伸至五四運動前夕。
③
見馬祖毅《中國翻譯通史[古代部分全卷]》第384－385 頁。
·89
·
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年製和八年製課程表的最後一年。作為首
次開設的新興學科，無現成教材可供使
用。於是，丁韙良開始組織同文館教習、
副教習和學生翻譯、編寫了一批教材。
《富國策》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來，翻譯研究由傳統的語言學導
向過渡到文化研究的範疇，使翻譯研究中
的社會因素逐漸得到關注。美國翻譯學家
勒菲弗爾（Lefevere ）將翻譯研究置於宏
觀的社會背景中，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
種表現來加以研究。在其著作《翻譯、改
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製控》中，他充分闡
述了意識形態和詩學對翻譯的操控。他認
為，文化可以看作一個大體係，文學是其
中之一。而文學體係通過內外兩種因素進
行操控，一種是內部的，包括評論家、教
師、譯者等“專業人士”；另一種是外部
的，即“讚助人”，指那些能夠促進或阻
礙文學的閱讀、寫作和重寫的有影響力的
人或機構。這裏，專業人士負責詩學形態
的掌控，而讚助人則更多地關心主流意識
形態的要求。內因（專業人士及其詩學觀
念）會受到外因（讚助人及其意識形態）
的規範和束縛，在其限定的範圍內進行詩
學活動。因此，意識形態和詩學會同時影
響翻譯行為，並決定翻譯家的策略。下文
將針對《富國策》的翻譯行為來分別進行
討論。
二、作為“內因”的譯者
有關《富國策》的譯者到底是誰的問
題向來是曆史研究者爭論的焦點。張登德
在《〈富國策〉著譯者考釋》一文中，經
詳細考證得出結論，即《富國策》為同文
館副教習汪鳳藻所譯，而非丁韙良；丁韙
良所做的工作為校對鑒定。然而這一結論
·90
·
並未將丁韙良排除在勒菲弗爾所劃分的
“專業人士”之外。因此，當我們從翻
譯研究視角審視翻譯行為時，應將《富國
策》視為兩人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應忽
略其中任何一人。
汪鳳藻是京師同文館英文班畢業生，
因成績優異而以戶部主事留同文館，並升
任副教習。1882 年中舉，次年進士及第，
隨又點為翰林，授翰林院庶吉士。在當時
科舉製度之下，儒學當道，能夠通過科舉
走向仕途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有著深厚的
古文功底，汪鳳藻亦不例外。關於他的外
語能力，時人亦評價甚高。如曾國藩之
子、外交家曾紀澤稱其“年富而劬學，兼
營而並騖”，並將編譯英語文法書的工作
托付給了汪鳳藻，而汪亦不負重托，“閱
月而成冊”，譯成《英文舉隅》一書，並
於1879 年由同文館正式出版。由此可見，
汪鳳藻是當時社會第一批“雙語人才”。
丁韙良是美國傳教士，在華時間長達
六十餘年。1869 年入主京師同文館任總教
習，1898 年被清政府授予二品頂戴，並出
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的家庭有著
傳教士背景，其在美讀書期間攻讀的也是
神學。在即將畢業的時候，他向長老會提
出到中國或日本傳教的申請獲批後便來到
了中國。關於丁韙良的英語能力自無須
贅言，而他的漢語能力亦是可圈可點。在
他早期的傳教生涯中，他曾將一部分《聖
經》譯為寧波方言；還曾用中文撰寫過天
文學著作《天道溯源》，頗受歡迎；在第
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參與了《中美天津條
約》的談判和條約文本交換。種種事實證
明，丁韙良有著可融入中國社會的足夠的
中文能力。傳教士作為當時中西方溝通的
橋梁，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在此需要
強調的一點是，傳教士整體甚至個人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