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個體
讀者能力所
不及
後結構主義
O’ Neill 指出，應該采用互文閱讀方式
來對比Joyce 作品的德、法、俄、日等多
種語言的譯本，即“跨文本”閱讀。因為
Joyce 作品被用在多種語言的譯本中，這
些譯本既不相同，也可以說是相同的（因
為來自同一源文本）。O’ Neill 用最新的文
學理論來解釋翻譯閱讀，他認為應在翻譯
批評和翻譯史研究中采用比較閱讀模式。
最後他似乎也證明了他所提出的閱讀模
式能夠最大限度地全方位考察Joyce 文本
的方方麵麵，包括分析Joyce 的《都柏林
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尤利西
斯》《芬尼根守靈夜》等。然而，就Chan
（2010：15 ）看來，O’ Neill 將不同的讀
者群考慮進去，比較傳統的原型文本方法
最常考慮的是普通單語讀者，當然，隨著
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讀者越來越多，這
些讀者在閱讀了譯文本後，會去找尋源文
本，就好似《哈利·波特》和《達·芬奇
密碼》的中譯本讀者那樣，他們試著進行
跨文本閱讀，並將自己的譯文放於博客或
互聯網空間中展開具體討論。然而，要從
O’ Neill 的譯本閱讀模式看出翻譯小說怎
樣背離且破壞原文的穩定，這顯然超出了
普通讀者的能力。畢竟，通常情況下，隻
有特殊或專業型讀者才能對翻譯作品進行
跨文本閱讀。即使雙語跨文本讀者人數不
·82
·
斷在增加，也不可能出現很多多語專家型
讀者能像O’ Neill 那樣，將某一作者在全世
界範圍內所有語言的翻譯收集起來，進行
完整比較，同時還要兼顧同原文的比較。
（Chan，2010：15－16）
由此，陳德鴻在O’ Neill 的基礎上，
修正了之前的不足，從而提出了自己的模
式（Chan，2010：179 ），見表2。筆者認
為，此閱讀模式較適合翻譯文體學研究。
表2 三種批評方法對比
評判基礎
目標文本
地位
對於差異
的看法
範式
語言學的語言使用低錯誤語言學
文學
批評的
文學學識中誤斷文學研究
後結構
主義的
意識形態高操縱文化研究
二、譯者文體
譯者文體可以根據一係列語言學和非
語言學的特點被分析，具體而言，包括：
（1）法證式文體學。指首選的、反複出
現的語言行為、語言慣用模式，或指特
定策略使用的慣常方式。例如，“在同
時存在其他可選方式的情況下而使用的
詞項、句型、銜接手段甚或標點風格”
（Baker，2000：248 ）。這類選擇是譯者
無法有意控製的。當然，人們很難說得
上何時為有意選擇，何時為無意選擇。
（2）序、跋、腳注、文中注解中有跡可
尋的各種明顯的譯者幹預或重（新）導
（向）（Bosseaux，2007：23 ）。
Saldanha（2011 ）提出了翻譯文體學
的具體的研究過程，頗具參考價值。她指
第一篇 翻譯研究
出的研究方法看似傳統，即進行閱讀、掃
描，然後將紙版文本轉換成電子版，然而
她卻發現了源文本和目標文本中對於斜體
的使用非常不對應。她沒料到印刷版麵式
樣可以揭示那麼有趣的模式，於是對斜體
進行標記，以便用語料庫工具進行檢索。
檢索出來的斜體案例用功能來分類，考察
用來表示強調、突出外語詞彙、書名、提
到過卻未被使用的詞彙，以及這些詞彙
是否在目標文本中被刪除或添加。這樣分
類後，Saldanha（2011：35 ）發現了兩種
明顯的模式。首先，最常被刪除或添加於
Peter Bush 的翻譯語料庫中的是用來突出
外語詞彙的斜體，第二多的是Margaret Jull
Costa 的翻譯語料庫。其次，在Margaret
Jull Costa 的翻譯語料庫中，起強調作用的
斜體詞最為常見，而這在Peter Bush 的語料
庫中卻極為罕見。因此，起強調作用的斜
體詞和外語詞彙值得特別關注。第三個特
點是，在英譯中轉述動詞say 、tell 之後用
that 從句來代替直接引語。
Saldanha（2011：45 ）認為，Jull
Costa 在進行翻譯時非常愛使用強調性斜
體，這樣就更容易理解、詮釋隱含意義。
同樣，Jull Costa 尤其喜歡將外語詞彙加以
注釋，有時將原文的直接引語在譯文中
改為可選擇性連詞“that ”的轉述結構。
這種明晰翻譯法讓譯作銜接得更緊密、
更連貫。而從對Bush 翻譯的剖析，我們
可看到Bush 並沒有將通順放在第一位，
更傾向於讓譯文讀者去麵對、去調節文
化差異。根據譯者文體的定義，Saldanha
（2011 ）對三個特征的考察條理清晰，將
譯者抉擇方式一一呈現。然而，就界定個
體譯者抉擇背後的創新性概念而言，譯者
文體的研究還可以走得更遠。該文的著重
點在於下定義和提出宏觀方法論，案例
分析是點到即止、著墨不多。Saldanha 在
撰文過程中，分別采訪了兩位譯者，將
他們的回應用來證實她所提出的理論框
架。我們可通過采訪譯者而了解譯者的
翻譯動機和元文本信息。譯者發表的論
文以及他們譯作的評論，可視作譯者背
景的一部分。具體而言，譯者背景包括
“[翻譯]項目”（project ）、“[譯者]立
場”（position ）、翻譯視野（horizon of
translation）（Berman，1995 ）。
三、方法論
就方法論而言，文體學研究給翻譯
學帶來的頗具啟發性的成果可見於《法
英比較文體學：翻譯方法論》（Vinay &
Darbelnet，1958/1995 ）。此書最初是以
法語寫成，分別於1958 、1966 、1972 、
1973 、1977 （第二版）、1984 、1987 （第
三版）年在法國和加拿大出版，後來的
英文版由Sager & Hamel 譯出，1995 年出
版。在筆者看來，在語言學領域裏，將
37 年前發表的法語原著再翻譯成英語並
非常見（相隔時間如此之久）。雖然之
前有Saussure 的Cours de Linguistique 在法
語首次出版44 年後，再以英語出版以饗
英文讀者，然而縱觀整個學術界，也算
鳳毛麟角。此書涉及比較文體學、語法
學和翻譯學，可視作聯係這幾門學科的
紐帶。法文版出版後，受其影響，隨即
誕生了不少著作，包括《法德翻譯比較
文體學》（Malblanc，1968 ）、英語與西
班牙語翻譯的同類著作《翻譯學概論》
（Vázquez-Ayora，1977 ）、《實用翻譯理
論》（García Yebra，1982 ）。
按照生態翻譯學適者生存的觀點
（Hu，2003 ），譯本若能適應改變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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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新環境，則可得以存活，而不能適應環境
變化的原版卻會消亡。這可以解釋為何法
語原版後來很難找到（Munday，2001：
56 ），目前能找到的都是英文譯版。英文
翻譯更新版（以下簡稱1995 版）基本上
屬於翻譯實踐教材，因為它將語用學、
文體學、語法研究融合起來，搭建了一
個理論框架，為翻譯培訓課程和翻譯學科
建設提供豐富的語料。1995 版中更增加了
大量的法英對應語、翻譯實例，並修訂了
一些陳語舊詞。同時，還重新調整了結構
編排，增加了不少最新法英對照詞組。
該書強調“翻譯方法”（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它對翻譯實務的指導意義是
其最大特點。
“法文版已經成為標準教科書，在許
多提供法語研究和翻譯培訓課程的加拿大
高校中引發了學習比較文體學、比較語
法學的熱潮”（Merkle，1996：243 ）。
根據加拿大勞倫森大學Merkle（1996：
243 ）的調查，截至1996 年，法文版在法
語世界的應用語言學研究的影響巨大，然
而，在英語圈卻影響甚微。為了給習慣
用英文閱讀的應用語言學者提供便利，
才出現了1995 年的英文修訂版。英譯者
Sager & Hamel 認為：“法語原版幾乎被
美國的英語作家所完全忽略，偶爾被英
國作者引用，卻是出於好奇”（Vinay &
Darbelnet，1995：49 ），而且，“用英文
撰寫的翻譯書似乎是由單語學者所寫，或
者至少是被不喜歡閱讀其他語言的學者所
寫”（Vinay & Darbelnet，1995：49 ）。
他們接著補充道：“就這本書的英文翻
譯而言，我們惟有進行充分的討論，而
不是簡單的參考”（Vinay & Darbelnet，
1995：49 ）。對於英文譯本的問世，榮譽
退休的原作者Vinay 亦進行了審讀，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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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能忠實地反映原作者的觀點。
1995 年版再一次起到了連接文化與語
言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英語讀者可以更容
易地了解相關概念。此書的價值甚大，非
但可以用作英法文體學詞類對比研究參
考書，同時，也可為其他語言轉換對比
研究提供方法論上的參考。Snell-Hornby
對該書十分推崇，她認為平行文本分析
對於翻譯培訓、翻譯研究、詞典學都很
重要，她甚至認為Vinay & Darbelnet 對平
行文本的使用就是“標準翻譯”（model
translations；Snell-Hornby，1995：86 ）。
然而，遺憾的是，1995 年英文更新版出版
後，由於談論的是法英翻譯問題，所以在
中國的影響力不大，而國外的評論者也將
之視作為美國人而準備的版本。例如，
Merkle 認為1995 版的“目的是提高美國語
言學家和應用語言學家的興趣”（1996：
243 ）
，
“讓美國讀者更能理解其中概
念；讓居住在美國的日益增多的雙語者尤
能獲益”（1996：244 ）。
在筆者看來，1995 年版不僅僅是從
法語原著翻譯而來的版本，更是很重要
的“增額翻譯”（thick translation ）版
本，因為它更新了內容，修訂了編排設
計，增加了評述。例如，在結構上，1995 版分為四章：前言（preface ）、詞
彙（lexicon ）、結構（structure ）、信
息（message ），增加了樣文、參考文
獻、術語列表，使之更趨完善。此書總
的特點是：注重翻譯實例，法英對比詞
對翻譯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實例隻涉及
法英翻譯。Vinay & Darbelnet（1995：
31 －40 ）對法語和英語進行了比較分
析，指出翻譯方法主要有直接翻譯與曲
徑翻譯兩種（direct, or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oblique translation；1995：31 ），其
第一篇 翻譯研究
下有七種翻譯程式（procedure ）。借用
（borrowing ）、仿造（calque ）、字麵翻
譯（literal translation ）這三種程式屬於直
接翻譯；而置換（transposition ）、調適
（modulation ）、對等（equivalence ）、
改編（adaptation ）則屬於曲徑翻譯。直接
翻譯時，源文本被轉移到目標語中，“而
不擾亂句法順序，甚至不擾亂詞彙順序”
（1995：31 ）。以下就上述翻譯程式展開
討論。
借用是所有翻譯程式中最簡單的
（1995：31 ），因為它隻涉及將源語詞
彙直接轉換到目標語中，而無須作出任
何改動，目的是填補目標語的語義空缺
或被用來增加譯文的地方色彩。借用詞
通常在譯文中出現後會融入某一語言，在
目標語中被廣泛接受，因而不再被看作外
來詞（1995：32 ）。仿造是“借詞的一種
特殊類別”（1995：32 ），指原語的表達
法或結構以直譯方式轉換。借詞和仿造詞
常常完全融入目標語，不過有時會有一些
語義變化，因而會使它們變成翻譯中的
“假朋友”。仿造與程序類似的文化借用
不同，因為仿造隻是仿造源語法結構，並
不逐詞借用源文本的表達形成（Hervey &
Higgins，1992：33 ）。有些表達形式最
初由仿造而來，後來成為源語結構在目標
語中的標準的文化對等形式。直譯即“字
對字”翻譯，在語係和文化相同的語言間
最為常用。作家們通常認為直譯才是好的
翻譯，“除非結構和元語言需要，而且隻
有在檢查確認意義完全保留的情況下，
直譯才可以舍棄”（Vinay & Darbelnet，
1995：288 ）。Vinay & Darbelnet（1995：
34－35 ）認為，在以下情況下，不可以采
用直譯：（1）給出的意思不同；（2）沒
有意義；（3）結構上不成立；（4）在目
標語元語言經驗中沒有相應的表達法；
（
5 ）其對應的事物屬於語言的不同層
麵。
雖然詞對詞翻譯[word-forword
Translation ；又名word-by-word
translation （逐詞翻譯）] 是字麵翻譯
（literal translation ）的同義詞（Vinay &
Darbelnet，1995：288 ），但當今多數學
者將詞對詞翻譯看作是字麵翻譯的一種極
端形式。詞對詞翻譯是一種必須嚴格忠信
於原文措辭的翻譯方法，與它的對立術語
意對意翻譯（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一樣，該術語最早由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
學者Cicero 和Horace 所創造。置換是“將
一種詞性替換為另一種詞性，而不改變
信息意義”（1995：36 ）的過程。置換
可以是強製性的（obligatory ），也可以
是選擇性的（optional ），它不涉及源語
和目標語平行範疇和平行概念之間的直接
轉移（1995：31 ）。調適指不使用相似
的源語和目標語範疇（1995：31 ），即
“因觀念變化引起的信息形式的變化”
（1995：36 ）。換言之，調適涉及思想操
縱而非語法範疇的操縱（與置換相反）
（1995：88 ），它反映出說不同語言的人
看待真實事物和現象角度的細微差別。在
此意義上，當字麵翻譯或置換會引起一種
在語法上正確但在目標語中聽起來不自然
的表達時，采用調適方法就有道理了。有
一些調適是固定的，換言之，它們是“在
詞典和語法書裏提到的，以及……經常教
傳授的”（1995：37 ）；而另一些則是自
由的，或者說不像前者一樣是“受習慣用
法約束的”（1995：37 ）。此書還區分了
各種不同類型的調適，例如“抽象調適為
具體”、把局部調適為整體，最常見的是
把肯定句調適為否定句。對等不依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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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語言論叢·第3輯
使用源語和目標語之間存在的平行範疇
（1995：31 ），對等是指“用完全不同的
措辭來複製和原文一樣的情境”（1995：
342 ）的一種程序。因此，它被用來翻譯
固定表達形式，如習語、諺語或套語。在
這類情況裏，表麵形式極不相似或根本不
相似的源語和目標語單位被用來互譯。
改編指翻譯時不依賴源語與目標語
之間存在的結構與概念上對應的形式
（1995：31 ），它是一種策略。當目標文
化中不存在源文本所描述的狀況，或沒有
與源文本相同的意義或內涵時，通常采用
改編這種曲徑翻譯方式。同時，它也是一
種“情景對等”（situational equivalence）
（1995：39 ），它用某些方麵功能相同的
目標語成分來替代源語成分，因此這些
成分也就彼此“對等”。例如，英格蘭
人喜歡的“板球”（cricket ）運動被譯成
法文時可用“環法自行車賽”（Tour de
France ）一說來代替（1995：39 ）。改編
代表了“翻譯的極限”（1995：39 ），因
為其中包括了大量改寫。避免采用改編
方式可以獲得完全正確的文本，然而譯
本卻會十分清楚地顯現出作為譯本的特
征（1995：39 ）。“受限”（servitude）
與“選擇”（option ）的區分十分重要
（1995：16 ）。“受限”指由於兩種語言
係統的差異而必須采用轉換和調節；“選
擇”指非強製性的變化，變化源於譯者的
個人風格和喜好。“選擇”屬於文體學範
疇，正是譯者的主要關注點。因此，譯者
的角色是“從所有可能的選擇中，挑出精
微之譯，傳達信息”。筆者認為，上述翻
譯方法以及翻譯程式，既對翻譯教學有指
導作用，亦可為描述翻譯研究帶來具體的
·86
·
分析、闡釋、評量等參照性，因此具有前
瞻性和回顧性。
四、結語
總而言之，本文認為，在區分普通讀
者和特殊讀者（即譯者）的基礎上，對特
殊讀者而言，翻譯小說的閱讀方法基本
上應有兩種：（1）以源文本為基礎的對
於翻譯小說的批評法，其下包含兩種途
徑，一是敘事學途徑，二是從傳統到後巴
別塔途徑。前一種包括全知報道敘述法、
自由間接話語敘述法、第一人稱敘述法。
後一種包括語言學方法、文學批評法、後
結構主義研究法、描述方法和翻譯批評。
（2）曆史描述法與對比閱讀。包括區域
性文體（共時閱讀）、時代性文體（曆時
閱讀）、重譯理論、多元係統論、翻譯史
學與描述法。
對於修辭、句法的選擇關係，本文
認同Munday（2008 ）、Baker（2000 ）所
提出的應將修辭與句法研究都歸結為譯
者文體的論點。並且，所有的文體標記
（stylistic marker ）都不是無處不在、顯著
而突出的，所以不能視作單個文本的明顯
的文體特征。對於翻譯文體學研究方法，
本文認為主要以音譯法、譯借法、換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