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他還會豁免那些被征召承擔特別勞役者的稅。忽必烈一再發布命令，要求他的使節和軍隊不要向當地農民濫征稅。
忽必烈希望幫助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促進經濟的複蘇。至1270年，他發現了一個合適的機製，這就是社。這是一種由政府支持的新的農村組織，大約由50戶組成，每個社有一個社長為其首領，其首要目標是刺激農業生產，鼓勵墾荒。
忽必烈對社所頒布的命令包括：助耕，植樹，開墾荒地，改善防洪和灌溉設施，增加絲綢生產以及河湖養魚等。社長要獎勤罰懶。
對於手工業，忽必烈在政府內設置了一定數量的機構，用於組織工匠和保障工匠的利益。這些家庭作坊負責提供首飾、衣物以及紡織品等，以應宮中所需。另外，公共建設項目也需要技術熟練的工匠提供服務。
為了獲得手工業者的忠誠，並幫助他們取得成功，忽必烈製訂了有利於工匠的規章製度。政府向他們提供定量的食物、衣物、食鹽等，並豁免他們強製性勞役的義務。
規定還允許他們在市場上公開出售自己製作的物品。因此，在忽必烈的統治下，工匠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
對市場經濟方麵，忽必烈的政策使商賈興旺發達。商人總是被看做寄生蟲，本性詭詐，嗜財如命，因此以前不少帝王試圖規範他們的商業活動和利潤，嚴重的甚至取締他們的商業活動，沒收他們的贏利。
忽必烈對商人並沒有這種成見，他給予了他們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因此，貿易活動在中國境內繁榮起來了，對外貿易也很興旺。
穆斯林商人在中國與中亞、中東以及波斯的陸上貿易中擔當了中介的角色。他們進口駱駝、馬匹、地毯、藥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國的紡織品、陶瓷、漆器、生薑、桂皮等。
他們把中國的瓷器、絲綢以及銅錢等從東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運往西方，並運回寶石、犀牛角、藥材、熏香、地毯、胡椒、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等。在當時，一些中國瓷器是專為出口而設計的。
個體商戶和商人協會在蒙古語中叫做“斡脫”，他們對我國的經濟作出了很大貢獻。
元代法律要求，外國客商進入中國以後，必須立即把他們的貴金屬換成紙幣。這項政策給政府帶來了巨額財富，而商人也願意遵守這項規定，因為政府同時賦予他們開展對華貿易的權力以賺取豐厚利潤。斡脫向政府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服務，而元廷則大力扶持斡脫。
例如，在蒙古征服戰爭期間，斡脫向蒙古貴族提供了急需的貸款。作為報償，忽必烈於1268年設立了一個斡脫監管機構。
該機構負責把來自蒙古貴族或政府的資金貸款給斡脫，月利息僅為0.8％，對比其他借貸者3％的月利息要低得多。
為了促進貿易並增加商人的利益，忽必烈決定在其轄區內流通紙幣。忽必烈是第一位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紙幣流通係統的蒙古統治者。
忽必烈在執政的第一年，設計出了3種類型的紙幣，其中之一在他任期內一直在使用。第一種漢語叫“絲鈔”，是以絲綢為本位的貨幣。其他兩種中統元寶鈔和中統銀貨，則是由銀子儲備支持的銀本位貨幣。中統元寶鈔最後贏得了人們的信任，成為最流行的貨幣。
這些紙幣在當時可能很容易得到並且使用很廣泛，因為馬可·波羅在敘述他13世紀在華生活的時候，曾對紙幣有過詳細的描述。至少直至1276年，這套貨幣係統運行良好，部分原因是忽必烈嚴格控製了紙幣的發行量。
忽必烈幫助商人的其他方式還包括運輸係統的改善。忽必烈大力提倡修路，在路的兩旁種有楊柳和其他樹木為道路遮陰。另外，他還建立了驛站，雖然最初是專為傳送官方郵件而設計的，但是也用於方便貿易活動。除了接待旅行的官員和外賓之外，驛站也用於客商的客棧。
在忽必烈統治末期，就有1400多個驛站，擁有可供役使的馬大約50000匹，黃8400頭，騾子6700頭，馬車4000輛，小船將近6000艘，綿羊1150隻。
每個驛站的規模不等，但都有為旅客投宿準備的客房、廚房、大廳、牲畜圈棚、糧倉等。在一般的情況下，信使騎馬在驛站協助下一天內能跑400千米，以遞送重要信息。這在13世紀乃至以後的世紀都不能不說是一種了不起的高效率的郵政服務係統。
忽必烈的政策在許多方麵都促進了貿易，同時也顯示了他對商人的關心。他的統治是很成功的，商人的生意異常興隆。
其他階層的人們和行業群體在忽必烈的統治下似乎也比在漢人皇帝統治下過得好。比如，醫生就是一個受到元代政府青睞的職業
注重實用的蒙古統治者重視醫學，因而使之成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行業。醫師的職業收入豐厚，並可通過影響患者，實踐儒家思想中的仁愛理念。而且，醫生經常被豁免勞役和其他賦稅義務。
在政府的支持下，醫生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極大提高。
忽必烈這一係列經濟措施，使飽受戰亂破壞的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及商品經濟基本上得到了恢複，有的地方甚至有了發展，為中原文明的保存和延續提供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也為蒙古社會製度的封建化注入了新的物質內容。
在科技方麵，忽必烈非常尊崇天文學家和其他科學家，並邀請了許多外國科學家來到中國。
1258年，波斯人在阿塞拜疆的馬拉蓋修建了觀測站。他們製造了新的天文觀測儀器，並且作出了重大發現。
1267年，忽必烈邀請波斯天文學家劄馬魯丁來到中國傳授這些發現。劄馬魯丁帶來了圓球形的天體圖、日晷、星盤、地球儀以及天象儀等，作為禮物獻給元廷。他還獻給忽必烈一本新的更精確的日曆，漢語叫“萬年曆”。
1271年，忽必烈終於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學院，即“回回司天台”。在這裏，我國天文學家郭守敬利用波斯天象圖和演算結果，製造出了自己的儀器，並設計出了他自己的日曆《授時曆》，該日曆在稍作修改後在明代被廣泛使用。
在忽必烈統治期間，穆斯林對地理知識的傳播和地圖繪製也作出了重要貢獻。隨著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商人帶來關於中亞和中東的信息。地理學在中國蓬勃興起，並采用了阿拉伯資料中關於中國以外其他地區的資料。元代繪製的世界地圖可能是以穆斯林資料為基礎的，對亞洲和歐洲的標寫相當準確。
他提出修建三學，設立教授從事教學，開設科舉來選拔人才，考試時以講經義為主，辭賦，策論次之。開設學校後，應選擇開國功臣的子孫們來上學接受教育，挑選明智通理的人才負責教育方麵事務。下令地方州郡對孔廟加以祭祀。以禮樂安定天下太平。
他以國家專門的資金供養天下那些不會做買賣而又沒有財產的名士和老成博學的儒生，保障其基本衣食住行。在當時，孔廟的建設更進一步具體體現了忽必烈為獲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代代表定期向這位賢哲獻祭，並在孔廟舉行儀式。
他建立國史院，令王鶚招募史館編修者、學士以及起草人。盡管在忽必烈任期內，無論是遼史還是金史都沒有完成，甚至在他統治期間還沒有動筆起草，但是王鶚畢竟為金朝史的修撰構想了一個有組織的計劃。而忽必烈及其幕僚對此構想及其初步實施也功不可沒。
忽必烈的一係列性化、民主化改革舉措，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經濟全麵複蘇，鞏固了封建國家的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和對邊疆地區的管轄，促進了民族交往和中外交流。
實行“漢法”加強民族交往和中外交流，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實現了更大範圍的大一統，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旁注]
六部 從隋唐開始，中央行政機構中，吏、戶、禮、兵、刑、工各部的總稱。其職務在秦漢時本為九卿所分掌，魏晉以後，尚書分曹治事，曹漸變為部，隋唐始確定以六部為尚書省的組成部分。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比附《周禮》的六官，秦漢九卿之職務大部並入。
策論 宋代以來各朝常用作科舉試士的項目之一。策是策問，論是議論文。在古時，策論指議論當前政治問題、向朝廷獻策的文章。清末科舉廢八股文,用策論代替。特點是以論點作為寫作的中心。
元好問 （1190年～1257年），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即今山西省忻州人。金元之際著名文學家和曆史學家。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詩詞風格沉鬱，並多傷時感事之作。其《論詩》絕句30首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頗有地位。
馬可·波羅 （1254年～1324年），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21歲時到達蒙古帝國，他在我國遊曆了17年。由他口述，他朋友魯斯蒂寫的《馬可·波羅遊記》記述了他在我國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向往，對以後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影響。
郭守敬 （1231年～1316年），字若思。生於元代順德邢台，即今河北省邢台。元代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專家和儀器製造專家。他修訂的新曆法《授時曆》，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精良的曆法，通行3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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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鐵騎包圍大理城以後，姚樞講勸諫他不要濫殺。他采納姚樞等人建議，派使臣前去勸降。
大理國王段興智有歸降之意，但大權在握的高和等人不想投降，並暗中將使者殺害。
忽必烈下令屠城城。姚樞苦苦相勸無果。這時，劉秉忠把當權者比作牧羊人，把老百姓比作羊群，他說：“牧羊人得罪了你，你拿無辜的羊出氣，這公平嗎？”
忽必烈立即下令“止殺”。
在這些漢族儒生的影響下，忽必烈對軍隊約束較嚴，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