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抑僥幸，即限製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徑。
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20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
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幹正事，隻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製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三是精貢舉，即嚴密貢舉製度。
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隻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隻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四是擇長官。
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有八九的狀況，範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五是均公田。
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範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
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六是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
範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製訂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製度長期實行。
七是修武備，即整治軍備。
範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招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3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一製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京師的這種製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八是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九是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
範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於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製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更了。
十是減徭役。
範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並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幹的雜役，可派級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答手詔條陳十事》寫成後，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讚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
於是，北宋曆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範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範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麵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以往憑家勢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製；昔日單憑資曆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手續，有特殊才幹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全國普遍辦起了學校。
範仲淹還主張，改變中央機關多元領導和虛職分權的體製，認真擴大宰臣的實權，以提高行政效率。為了撤換地方上不稱職的長官，他又派出許多按察使，分赴各地。範仲淹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
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範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勸諭：“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
範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該比幾個州縣的人哭好些！”
富弼不再和範仲淹爭執了，他覺得範仲淹說得對，此後辦事就更加實事求是了。
在範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屍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
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觀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讚。
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對成正比，大批守舊派的官僚們，開始竊竊私議。禦史台的官員中，已有人抨擊某些按察使，說什麼“江東三虎”、“山東四倀”。範仲淹在邊防線上的幾員部將，也遭到秘密的調查，並遇到許多麻煩。
歐陽修等“四諫”，企圖攆走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換幾名台官。但他們很快發現，台官背後，掩藏著更有權勢的人物。歐陽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離京出使河東。範仲淹預感到，事情不那麼簡單，改革路上，隱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1044年仲夏時節，台官們忽然聲稱破獲了一起謀逆大案。該案直接涉及樞密副使富弼。宋仁宗不信會有這等事情。富弼更覺莫名其妙。但台官卻有石介給富弼的親筆信件作證；而信中又隱然有廢黜宋仁宗之意。富弼未及辯誣，先已惶恐不迭。
此案一興，蜚語四起。後來，甚至牽連到範仲淹改革的誠意，乃至擴大相權的居心之類。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
就在這時，宋夏之間已正式議和，邊境危機大略消弭。仁宗對於改革的興致，已漸冷漠和淡釋。富弼為了避嫌，請求出使邊地。範仲淹也自知無趣，帶職去視察河東與陝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賈昌朝，當初曾附和過範仲淹的新政。但在實際執行中，他們卻陽奉陰違。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誣，他們便立即轉向。
範仲淹、富弼離京之後，他們索性與保守勢力聯合，對範仲淹等人落井下石；並通過台官，製造新的冤案，將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網打盡。
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即今河南鄧縣，其他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
實行僅一年有餘的各項新政，也先後紛紛取締。京師內外的達官貴人及其子弟，依舊歌舞喧天。堅持了16個月的“慶曆新政”終於失敗。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專製帝王當然不能答應。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
範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90％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
範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我國古代時期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
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絕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也就是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
“慶曆新政”失敗以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麵仍在向前發展，統治集團感到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終於掀起一次更大的變法活動。
[旁注]
恩蔭 又可稱為任子、門蔭、蔭補、世賞，是我國上古時代世襲製的一種變相。恩蔭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官僚世襲製的變種。恩蔭製始於宋朝，是“門蔭”製的擴充，範圍更大，宋代恩蔭名目繁多。
禦史台 我國古代一種官署名。禦史台是監察機構，設立於唐朝，是中央行政監察機關，也是中央司法機關之一，負責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宋代元豐改製後，恢複設立禦史台官署，職掌同唐朝，但不設留台，外官不帶禦史台官銜。
宋仁宗 （1010年～1063年），即趙禎，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北宋第四代皇帝。諡號“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在位時宋朝麵臨官僚膨脹的局麵，冗官冗兵特多，而對外戰爭卻又屢戰屢敗，雖然西夏已向宋稱臣，但邊患危機始終未除。後來雖推行“慶曆新政”，但未克全功。
範仲淹 （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世稱“範文正公”。宋仁宗親政後，擔任右司諫一職。1043年與富弼、韓琦等人參與“慶曆新政”。後因為遭反對，被貶為地方官，輾轉於鄧州、杭州、青州，晚年知杭州期間，曾經設立義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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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仲淹在應天府讀了五六年書，成績優異，便有了一個遠大的人生理想。據《能改齋漫錄》記載，範仲淹應試前，特到祠堂求簽，谘詢能否當宰相，簽詞表明不可以。
他又求了一簽，暗中祈禱：“如果不能當宰相，希望能當良醫”，結果還是不行。於是，他擲簽於地，慨然長歎：“男子漢大丈夫，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還有什麼活頭！”
這就是“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名言的來曆。範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北宋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是北宋丞相，新黨領袖。他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變法是針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出身於地方官家庭，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而且他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曆，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麵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誌。
1042年3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之後調任鄞縣，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時，給朝廷呈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係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抑製大官僚、大地主的兼並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
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建議改革科舉製度，整頓太學，唯才是舉，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
王安石主張變法，宗旨是以改革北宋建國以來的積弊。
積弊之一就是存在著三大矛盾：民族對立嚴重，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生多次戰爭；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突出，改革派與守舊派鬥爭激烈；階級矛盾尖銳，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采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1／3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
當時的冗官、冗兵和冗費這三冗危機，也是北宋初年的曆史沉屙之一。
冗官是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和集中皇權造成的。比如，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
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采用恩蔭製，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增加，取士人數也增加。
冗兵是擴充軍隊造成的。為了防範軍閥割據，農民起義，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穩定社會秩序，宋代不斷擴充軍隊的數量，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係，軍費開支幾乎占到整個財政支出的十有八九，造成冗兵問題。
冗費是冗官、冗兵導致的直接結果，使政府財政支出增加。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