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然成風——世道感化1
唐宋時期，正處於我國曆史上的一次社會轉型和文化重構的重要的曆史階段，當時的儒者繼續堅持儒家思想，進一步提倡仁愛孝悌，倡導社會風氣，從而表現出了獨立的人格理想和赤誠的仁愛精神。
與此同時，朝廷的教化措施，使得朝廷官員乃至百姓孝悌日新，既為被朝廷所大力表彰，也被著意廣泛播揚。
唐宋兩代湧現出的孝悌楷模，將古代儒家孝悌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不僅豐富了儒家孝悌思想的內涵，也在曆史長河中樹立了標榜後世的豐碑。
唐宋時期的仁愛孝悌
唐宋之際，經過長期的多政權並立和民族雜糅後，中原民族的“綱常”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麵對這種情況，唐宋時期儒者堅持理想，表現出獨立的人格和赤誠的仁愛孝悌精神。同時，官方不斷強化社會教化措施，直接導致了孝悌行為不同以往，從而展現出鮮明的時代色彩。
韓愈是唐代的大文學家，他在潮州做刺史時，聽說韓江裏的鱷魚吃掉過江百姓的事情，心想鱷害不除後患無窮，便命令宰豬殺羊，決定到城北江邊設壇祭鱷。
韓愈在渡口旁邊的一個土墩上擺了祭品，點上香燭，對著大江嚴厲地宣布道：“鱷魚！鱷魚！韓某到這裏來做刺史，為的是保土庇民。你們卻在此禍害百姓。如今姑念你們無知，不加懲處，隻限你們在3天之內，帶同族類出海，3天不走就5天走，5天不走就7天走。7天不走，便要嚴處！”
事有湊巧，據說打那以後，江裏的鱷魚真的沒有再出現過。當地的百姓認為朝廷派來的大官給鱷魚下的驅逐令見了效，都安心生產了。
現在，人們把韓愈祭鱷魚的地方叫做“韓埔”，渡口叫“韓渡”，又叫“鱷渡”，還把大江叫做“韓江”，江對麵的山叫做“韓山”。
韓愈本來連佛都不信，怎麼會信鱷魚有靈呢？這當然是他為政措施中“仁愛”思想的體現。
一直以來，韓愈都在大力維護儒家倫理思想的正宗地位，賦予儒家“仁愛”思想以新的含義，對儒家“仁愛”思想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韓愈在《原道》中從“博愛”的角度重新闡述了秦漢時期以來儒家的“仁愛”思想，認為儒墨有相通之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這種將儒家的“仁愛”思想擴展為對夷狄禽獸之愛的新解釋。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博愛是韓愈用來解釋儒家的仁愛的，他說“博愛之謂仁”。這個說法在宋代以後產生極大影響,成為儒家仁學中有代表性的闡釋。
作為“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也致力於弘揚儒家仁愛思想。他認為人和天地萬物一樣，都來自同一個本源，認為“性者，萬物之一源”。
仁愛是儒家有獨特含義的愛，仁是指以血緣為基礎的自然而然的愛，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因為基於血緣，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愛心。張載把這個思想進一步擴大，逐步闡發仁愛，將心比心，推及於人。
孔子和孟子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四海是指東南西北四方的異民族，把他們當做有血緣關係的兄弟一樣來對待，就是把仁的思想向外推。張載把這樣的思想進一步推廣，不僅推之於人，也要推之於萬物。把萬物都納入到仁這樣一個具有血緣關係中來。這是張載看待事物的方式。
經過唐宋時期韓愈、張載等人的努力，傳統儒學被賦予了新的含義，而官方也在不斷強化社會教化措施，促使民眾的思想與行為發生變化。在這一過程中，由官方旌表孝悌而引起的官民孝悌行為，成為唐宋兩代儒家“仁愛”思想發展的一個新氣象。
旌表孝悌一直是封建社會德行教化的重要方麵，但唐宋時期對孝悌的認識卻並非一成不變。唐代認為孝悌是個人得以區別於禽獸，得以“立身揚名”的重要因素。
唐代的博陵有一個崔姓的節度使，他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紀很大，嘴裏的牙齒已經完全脫落了。崔大人的祖母唐夫人，每天先梳好頭、洗好了手，就到堂前拜見婆婆，再上堂來給婆婆吃著自己的奶。所以長孫夫人雖然沒有牙齒，吃飯困難，但還是很康健。
有一天，長孫夫人忽然生起病來，全家老少都到她房裏去探望她。她對大家說：“我沒有東西可以報答媳婦的恩情，但願子孫的媳婦，個個像我媳婦那樣孝敬，我就心滿意足了！”
由於崔家極重孝道，後來，博陵這地方姓崔的人做尚書、做州郡官的，就多達好幾十位。論起天下做官的人家來，總要推崔家是首屈一指。
唐代朝廷的旌表賞賜行為在民間的影響還十分有限，孝悌行為還隻是民眾的個人行為，仍然沒有被納入禮法教化的社會行為之中。與之不同的是，在宋代更多則是民眾被感化的事例。
宋人的認識則超出了唐人認知的局限，清醒地認識到旌表孝悌，實現由孝而忠的政治功效的重要意義。
對旌表孝悌的主觀認識的發展引起了其教化措施的變化，對唐宋社會的孝悌行為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反映在民間的孝悌行為上，則表現為孝悌行為中禮法教化色彩的日漸濃鬱。
宋代的劉月娥7歲時就被後母暗地賣到金尚書的家中。後母騙劉月娥的父親說：“我們的女兒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父親聽到女兒失蹤的消息，哭得雙眼都瞎了。
過了幾年，劉月娥的父親恰巧在一個金家裏碰見女兒，父女兩個人抱著痛哭一場。於是劉月娥便辭別主人，跟著父親回家。
父親要把後母趕出去，劉月娥說：“如果母親不這麼做，我便不能跨進富貴人家的家中，這樣說來，她已經對我有大恩德了，又何必怨恨呢？況且我一回來，母親就走了，我怎麼會安心呢？”
父親聽劉月娥這麼說，隻好作罷。
後來，父親年紀老了，沒有兒子，家境又更加窮困。父親逝世後，劉月娥侍奉後母非常孝順。後母不能行動，劉月娥背著她行走。等到後母去世後，劉月娥才又到富人的家裏做工。
劉月娥為人幫傭時，諄諄勉勵女仆們要盡責和勤勞，如果對方不采納或加以辱罵，她便立刻道謝而且不再計較。遇到辛勞煩苦的事情，她總是以身作則。
別人送她錢財、剪刀或衣服，她必一再推辭，不得已才接受。縱使一小塊布料或木材，她都不敢隨便丟棄。對於年幼的女仆，她常為她們梳頭、化妝或縫紉，並且把她們當做自己親生的女兒那樣看待。她的德行被當時的人們所稱讚。
民眾為孝悌事跡感而化之，不僅在於孝悌行為的感人，更在於宋代朝廷的旌表已經在社會中發生了作用。以禮法為基礎的社會輿論導向，已經在宋代社會中建立起來，並開始在影響個人的社會行為方麵產生功效。
唐宋兩代的孝悌不僅表現在個人的孝親行為，還表現在大家族中家庭關係的維係狀態，並且出現了法製規定向禮製教化讓步的一種趨勢。
在唐代，大家族的家庭關係是以“敦睦”、“友愛”為其表象的。即使在大家庭日漸瓦解的時候，維係其艱難存在的紐帶依然是那割舍不斷的親情，盡管這種親情的維係作用的影響力已經開始日漸削弱。
當親情無法繼續維係大家庭的存在的時候，就需要為得以繼續存在的大家族的家庭關係以及家庭人員的行為重新訂立規範，而家法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逐步發展起來的。
在嚴格尊卑等級的家法束縛下，“肅”開始成為宋代大家族內部的主要特征。宋代大家族的維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受外在影響的有意識行為。
宋代曾發生了這樣的事例：樊景溫、榮恕旻兄弟分居多年。後來樊景溫家的樗樹五枝並為一，榮恕旻家的榆樹兩本自合，兄弟兩人感其異狀就商議聚居一起，鄉親們無不稱讚其和睦。
樊景溫、榮恕旻兩家族分居多年，依然要恢複同居狀態，其主要原因既在於以官方旌表為表象的禮法外在影響，也在於他們期望獲得朝廷的認可與讚許。由此觀之，這些有感於自然祥瑞的舉動，並非完全緣於親情，而是官方的禮法導向以及以社會倫理輿論的影響的結果。
宋代社會中還形成了製訂家禮的風尚出現了為眾推崇的家禮模式與版本。這種家庭關係的出現，對我國社會後期的政治、文化、社會的深刻影響，是簡單的教化問題所無法包納的。但僅就孝悌觀念而言，由這種禮法關係所引起的變化卻是有目共睹的。
總之，唐宋儒者豐富了儒家“仁愛”內涵，在新的“仁愛”思想的影響下，官方的旌表與提倡，引起了孝悌行為的變化。這在當時不僅促動了孝悌感化行為的不斷出現，也對古代後期的社會發展以及文化心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旁注]
韓愈 （768年～824年），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文學上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與著名文人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張載 （1020年～1077年）。北宋時期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程顥、程頤的表叔，理學支脈——關學創始人，封先賢，奉祀孔廟西廡第三十八位。其廟庭與周敦頤、邵雍、程頤廟、程顥廟合稱“北宋五子”廟。
旌表 古代提倡封建德行的一種方式。自秦漢時期以來，曆代王朝對所謂義夫、節婦、孝子、賢人、隱逸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推崇，往往由地方官申報朝廷，獲準後則賜以匾額，或由官府為造石坊，以彰顯其名聲氣節。秦始皇為巴寡婦清築女清懷清台，可為旌表之始。
尚書 秦代及漢代初期與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稱“六尚”。漢武帝時，選拔尚書、中書、侍中組成中朝或稱“內朝”，成為實際上的朝廷決策機關，因係近臣，地位漸高。和禦史、史書令史等都是由太史選拔。隋以後尚書為六部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