簫鼓喧天——荊州花鼓
荊州花鼓即荊州花鼓戲，原稱“沔陽花鼓戲”，與楚劇、漢劇並稱湖北三大劇種。明末以後發源於沔陽州一帶，並逐漸推進臨近的鍾祥、荊門及湖南的嶽陽、常德和鄂東南的崇陽、赤壁等縣市，是備受觀眾喜愛的地方劇種。
荊州花鼓戲主要唱腔有高腔、圻水、四平、打鑼腔和200餘種小調。常用樂器有大鑼、海鈸、小鑼、竹兜等。主要行當有小生、生角、正旦、花旦、醜角，並有兼行代角的傳統。劇目過去多為民間生活小戲，新中國成立後從其它戲劇中移植了一些劇目。
薅草歌開啟田園時代
湖北中心腹地，漢水之南，長江以北，一眼平川，百裏沃野，內有通順河、通州河、東荊河流經，溝渠網織，湖塘星布，乃“楚聲”和“南風”的繁衍聖地之一。
厚積的楚文化造就了這裏獨特的民間文化。薅草歌、打麥歌此起彼伏，漁歌、硪歌號子衝天，三棒鼓、彩蓮船、蓮花鬧、蚌殼精普及鄉野。正是這些民間的音樂、舞蹈、故事、風俗孕育出了江漢平原獨具地方風格的民間劇種。
古時的沔陽州田間田埂上，每當勞動人民勞動的時候，就會選出一名善唱者擊鼓領唱：
打起鑼鼓唱秧歌，忘記疼痛快幹活。
這些活潑響亮的歌聲號子，遍及田野。 至明萬曆年間的1577年，沔陽進士費尚伊在《南郊插秧》中寫下了“溪流曲曲漾晴波，五畝堂開麵綠蘿。閑依豆棚陪客話，忽聞秧鼓唱農歌”的詩句。
在江漢平原仙桃市的毛嘴、三伏潭一帶，鄉人栽種、薅草都有歌，融合了當地的打硪歌、沔陽漁鼓調、歌腔皮影等民間小調的“高腔”、“悲腔”就在此地形成。
其中薅草歌是普遍流行的一種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特殊歌唱形式。薅草歌演唱內容豐富，曲牌也隨之多變，除你接我唱外，多為一人唱眾人合，聲腔高亢質樸，道白用通順河流域方言，具有濃鬱的鄉土氣息。
薅草歌的表演形式是民間歌舞和地花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其中就包括漁鼓、三棒鼓以及民間時調小曲。
漁鼓也稱“竹琴”、“道筒”，是一種打擊樂器。它用竹筒為體，長約65厘米至100厘米，筒底蒙以豬或羊的護心皮。用時以竹製筒板合用。後也有改用雲板的伴奏道情，故稱“漁鼓道情”。
漁歌道情在湖北的流行始於明清之際。明代的卓人月在《寒夜錄行》記載：
我大明，詩不如唐，詞不如宋，曲不如元。不過吳歌桂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等小曲，可謂我大明文藝之特創。
這些民間時調小曲，沿長江而上，經黃梅、武穴、 漢口傳入湖北荊州地區，然後再由荊州傳到襄樊、老河口、鄖陽等地，與湖北各地音樂結合，化為當地民間小曲，融入高蹺、采蓮船、蚌殼精、敲碟子等歌舞中。
三棒鼓曆史更早，傳說唐時已有，當時叫“三杖鼓”。由一人頸掛扁鼓，手輪3根小木仗，三杖輪次擊鼓，並以一杖輪流拋擲空中，邊舞邊擊邊唱。發展到宋代以後，從演唱小曲到演唱中長篇，並從話本、鼓詞中移植“三國”、“水滸”、“封神”、“西遊”、“薛家將”等故事。
在此基礎上，民間說唱形式逐步演變成有故事情節、有簡單人物形象的曲目，最初叫“沿門花鼓”。因其早期表演形式多為災民背著木凳，或推著小車，掛上鑼鼓，邊敲邊唱，又被稱為“架子花鼓”或“推車花鼓”。
後來藝人門借鑒其他劇種，薅草歌不斷得到豐富、完善。藝人們把過去隻清唱改為唱作兼重，把男扮女裝改為女扮女裝，使其表演更貼近生活，而又有一定藝術性。
清代末期，漁鼓、三棒鼓與當地藝術結合而成的薅草歌，由演唱變為兩人化妝、三人化妝表演故事，進而組成草台班子，參加農村迎神賽會、民俗節日、家族禮儀等聚會活動。
荊州花鼓戲最早稱為“天沔花鼓戲”，誕生在湖北中部的天門、沔陽一帶。這一帶平原遼闊、湖港交織，是古楚文化的腹地，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盛行崇巫善舞之風。當時的巫師在春日或農閑時經常敲鑼打鼓，以“媾通神靈，驅邪祈福”。
這些風俗流傳在民間，百姓利用鑼鼓的節奏、速度、力度和音色等的對比變化，抒發對神靈、對祖宗、對生命、對生活、對生產的種種感受，表達美好願望。天門、沔陽與其他地區一樣，鼓樂先與民俗節日，民間禮儀活動聯係在一起，到後來才又滲透到俳優百戲活動中。
據《荊州府誌》中記載：
妝演故事俳優百戲，簫鼓喧天。
荊州花鼓戲最早是沔陽小調，它的唱腔的項目不多，隻有高腔和低韻兩大類。
到了元代時期，被當地梨園弟子命名為“沔陽花鼓戲”，接著，這一劇種定位於明代初期，是由沔陽民歌小調和沔陽方言結合發展而成， 明末清初具雛形，清代晚期已具規模。
荊州花鼓戲演出活動最早見於文獻記載的是清道光年間，大體經曆了尚未形成“劇”的“田園時期”、初具戲劇形態的“草台時期”、引入絲弦伴奏的“絲弦時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的“鼎盛時期”。
[旁注]
楚聲 戰國秦漢時期楚地的音樂，也泛指長江中遊、漢水一帶以至徐、淮間的音樂。也稱“楚調”或“南音”。楚聲的極盛時代是戰國和兩漢時期，詩人屈原的《九歌》及其他楚辭作品，多依據楚國民間樂舞歌唱形式而作。
進士 古代科舉製度中，通過最後一級考試者，稱為“進士”。是古代科舉殿試及第者之稱。意為可以進授爵位之人。隋代於605年首次開的進士科，被視為科舉的開端。
打硪歌 是沔陽民間挑台基、築堤壩時唱的歌，又叫“勞動號子”。沔陽打硪歌，聲調高亢，節奏性強，一唱眾和，邊打邊唱，群眾在修堤築壩時，用以協調動作，緩解疲勞。句式一般是7字、10字，也有用5字句的。
地花鼓 是流傳在宜昌市域秭歸、興山、宜昌等縣的古老的民間舞蹈之一，是一種載歌載舞的演唱形式。已有200多年的曆史，從“一周二歲打花鼓，打到九州十三府”的台詞唱腔來看也說明了它源遠流長。
卓人月 (1606年～1636年)，明代文學家、戲曲家。著有雜劇《花舫緣》、《新西廂》、《小青》。另有《蟾台集》4卷、《蕊淵集》12卷。又與徐士俊合編《古今詞統》末附兩人唱和之詞《徐卓晤歌》。
三國 是我國東漢與西晉之間的一段曆史時期，主要有曹魏、蜀漢及東吳3個政權。這段曆史後來被西晉陳壽著成《三國誌》，“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又被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寫成小說《三國演義》。“三國”故事也被後世創作出許多戲劇上演。
楚文化 是古代諸侯國楚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楚國先民吸收了華夏先民所創造的先進文化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向前發展。現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區貴州、雲南、廣東等地的部分地區也受到了楚文化影響。
府誌 一般是指一個市或者一個州的誌書，包括對市下麵各縣的縣誌記載和整理，最為著名的有《濟南府誌》。府誌是大部分古代的簡稱，府相當於現在的市的管轄範圍，現在多稱為一個市的地方誌。府誌是研究一個市和地區重要史料，是一個地方重要的曆史文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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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花鼓戲由於緊貼百姓生活，使它無論在沔陽花鼓戲的孕育期，還是成形乃至當今時代，它一直受到廣大群眾的鍾愛和嗬護，愛之深，護之力，著實令人驚歎。
凡在沔陽出生的人，從牙牙學語的幼童到八九十歲的老人都會哼幾句。人們在棉田薅草時用“高腔”對歌，在車水插秧時用花鼓小調拉歌，在堤上打夯時用“四平腔”喊硪；夏夜乘涼唱圍鼓；逢年過節、婚喪嫁娶更是少不了花鼓。花鼓戲已成為沔陽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四大門頭打造草台時期
清代道光時期的一個端午節，在荊州沔陽的河岸邊上人頭湧動，周圍的居民全都聚集在這裏等待著祭祀屈原的典禮。
流傳千年的楚文化早已經融入了當地人們的血液之中，每當到了每年的端午節，人們都會自發地來到河邊緬懷春秋時期這位偉大的人物，當然在祭祀活動中還有必不可少、激情四射的龍舟比賽。
這一年的情況與往年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一點就是在沔陽龍舟隊伍的旁邊豎著一座高台。在高台上，3個化妝的藝人正在一陣樂器聲中以詼諧幽默的唱詞，誇張的動作表演著戲曲。
這種表演沔陽當地人並不少見，隻是第一次在這種正規的場合看到了這種專門樹立了戲台的情況，頗覺新奇。麵對這種情況，周圍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向戲台靠攏過來，將注意力集中在台上戲曲表演之上。
不知不覺之中，已經準備多時的龍舟比賽終於開始了，戲台上的表演也告一段落。這時候的人們才發現，自己已經遠離了自己支持的龍舟隊伍，但是一想到一會還會有戲曲演出，人們立刻做出了選擇，就近支持龍舟隊伍，一會占個看戲的好位置。
來自沔陽周圍的人們成為了沔陽龍舟隊的拉拉隊，在一陣陣的加油聲中沔陽龍舟隊奪得了龍舟賽的第一名。這個名次的獲得與沔陽龍舟隊請的花鼓戲班表演是有著密切聯係的。
清代道光年間，花鼓仔從田園走出，成為初具戲劇形態的花鼓戲，謂之花鼓的“草台時期”。
草台時期的荊州花鼓戲劇目逐漸豐富起來。從單篇戲發展成對子戲和有小生、小旦、小醜的“三小戲”。草台時期的荊州花鼓戲所演劇目內容多是反映婚姻愛情、家庭糾葛的生活小戲。此間，藝人組班演出由三五人發展到“七慌八忙九停當”的規模。
作為戲曲形態的沔陽花鼓戲，其演出活動最早見於記載的也在道光年間。
清代人傅卓然的《茅江夜話》記載：
道光年間，沔陽戴家場有賀四郎組班唱戲，漁鼓簡板伴奏，觀者圍坐，場無虛席，聲譽卓著，鄉人謂之平台花鼓。
這說明沔陽花鼓戲已開始走上舞台，不再是“沿門花鼓”、“推車花鼓”了。
到了清鹹豐、同治年間，“平台花鼓”發展成以“六根杆”搭就的較為寬大的舞台，演出形式雖仍為“鑼鼓伴奏，人聲幫和”。花鼓已廣泛融入民間禮儀活動之中，與三棒鼓、漁鼓、道情等民間說唱藝術媾通，而獲得了“劇”的基因。
此時的荊州花鼓已進入了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又從“平台花鼓”發展到“六根檸”的舞台形式，藝人也從三五人一班發展到“七緊八鬆九停當”的規模，劇目也從“單篇戲”發展到“對子戲”、“三小戲”，如《掐菜薹》《雙撇筍》、《三官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