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師 古代官名。職掌之一。軍師作為統帥助手，有“坐為計謀”的行事特點。國君平時對其有著特殊的尊重態度，平時作為國軍的老師，作戰時則為軍隊的指揮。
劉伯溫 （1311年～1375年）。元末明初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明代開國元勳，1514年追贈其為太師。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開創明代並盡力保持國家的安定，因而馳名天下，被後人比作諸葛武侯，以神機妙算、運籌帷幄著稱於世。
雜劇 最早見於唐代，泛指歌舞以外諸如雜技等各色節目。至宋代，雜劇逐漸成為一種新表演形式的專稱，包括有歌舞、音樂、調笑、雜技，表演時分為三段。第一段表演內容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表演故事、說唱或舞蹈。第三段表演滑稽、調笑，或間有雜技。三段各一內容，互不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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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寫《水滸傳》中“武鬆打虎”時，因為沒有看見過別人打虎，自己也從未碰到過老虎，他一連寫了好幾遍，但武鬆打虎的動作都寫得不像。施耐庵冥思苦想，改了又改，還不盡如人意，心中煩悶。
一天，他聽到狗狂叫的聲音，他跑出門一看，原來是個彪形醉漢正和一隻惡狗搏鬥。隻見醉漢閃過身子，一把揪住惡狗的脖子，舉起鐵錘般的拳頭，沒頭沒腦地捶打了10多下，再用力一甩，惡狗滾了幾丈遠後躺著不動了。施耐庵看得入了迷，連聲高喊：“打得好，打得好！”
立即把這情景記下來，很快就寫好了景陽岡上武鬆打虎這一段書。這一回呀，真寫得有聲有色，扣人心弦，把武鬆寫得栩栩如生。
忠義思想濃厚的小說
《水滸傳》所宣揚的人倫綱常、忠義仁孝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思想暗暗拍合，《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是元代大儒家，加上書中人物活動背景是北宋末年，此時正是宋儒活躍的年代，那麼書中人物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是勢所必然的。
《水滸傳》忠義思想的實質就是忠於大宋皇帝和朝廷，兄弟間講義氣，可以為了彼此兩肋插刀。但是也有其他的並非是主要的內涵。在《水滸傳》中，所謂“忠”就是忠於大宋皇帝，這是《水滸傳》所一貫宣揚的忠君思想。
《水滸傳》中的“義”主要在於被壓迫者之間的相互幫助的關係。具體來說，魯智深打抱不平，是“義”，李逵誤信人言而要殺宋江，也是“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終均把“義”放在“忠”和“孝”之下，使“義”服從於“忠”，服從於“孝”。
由此可見，“忠”與“義”是梁山好漢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如同我國曆代文人，思想者一樣，“忠義”已經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是存在於中華民族所有兒女其中也包括梁山好漢們心中的一個傳統道德範疇。
小說自始至終謳歌“仗義疏財，濟困扶危”，不僅在一般意義上反映了下層群眾的利益，而且更加深刻地反映了城市居民江湖遊民等隊伍的擴大，社會道德規範也在發生著悄悄地變化。
總之，《水滸傳》中的“忠義”有我國傳統文化的儒家基礎，又有維護朝廷利益，維護現實秩序的一麵，既符合城市居民和江湖遊民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意誌，又符合統治集團的利益，這正是其“忠義”思想自該小說成書以來，被各階層普遍接受和廣為傳頌的原因。
忠義思想是我國傳統道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封建社會中人們立身行事的根本思想道德行為的準則。《水滸傳》的忠義思想是儒家思想範疇的倫理道德觀念，以人物形象詮釋忠義的價值觀，忠指忠於大宋王朝，明確表達了梁山起義軍忠於趙宋皇帝。其中包含著反貪官。
而《水滸傳》中的義指俠義，包括扶危濟困，更主要的是除暴安良，另外包括仗義疏財、信義、真誠。《水滸傳》中的義被限定在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義是服從於忠的。《水滸傳》小說演繹了忠義的頌歌與悲歌，體現了水滸好漢的崇高的忠義道德理念。
《水滸傳》原名《忠義水滸傳》，其中“忠義”兩字，體現最明顯的地方就是水泊梁山將“聚義廳”改成“忠義堂”，“聚義廳”什麼時候改名為“忠義堂”的？正是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之後，同時宋江還口口聲聲說：“今皇上至聖主明，隻被奸臣閉塞，暫時錯昧。”
作者還特意為宋江安排了“九天玄女授天書”，在這位娘娘的指示中有兩個最主要的內容，即“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小說同時還指責方臘起義，其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違反了“忠”的大倫。
梁山眾人高樹的“替天行道”的大旗，在梁山好漢受招安之後變為“順天護國”。借阮小五之口表達梁山眾人“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如果說晁蓋在世領導群豪的時候是義多於忠的話，至宋江主持梁山的時候，則是“忠”大於“義”，從此以後，“義”便開始從屬於“忠”。所以，《水滸傳》中“忠義”思想的集中體現便是宋江這一形象。
《水滸傳》中宋江是忠義思想的核心體現者。忠義思想是《水滸傳》的主旨思想，這種思想的最大負載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這個人物。
宋江是梁山上眾好漢首領，是作品中刻畫得惟妙惟肖，並且是文中最具典型的儒家形象，宋江是美名遠揚的大孝子，他一出場就交代得明明白白：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他麵黑身矮，人都喚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孝，為人仗義疏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郞。
在以孝治天下的年代，宋江都可以被舉為孝廉。家庭中的宋江恪守著“父父、子子”的綱常，堪稱“百善孝為先”的典範。在《水滸傳》第三十五回中，當宋江讀了石勇為宋太公送來的詐死之信後，捶胸頓足地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為非，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
並用頭去撞牆，哭得死去活來，半晌方醒。我們冷眼旁觀，宋江的這一行為背後很有挖掘不盡的儒家孝道文化。喪禮是“孝道”中的核心內容，在《論語》說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宋江作為一個有口皆碑的孝子，在得知父親噩耗之時，表現痛不欲生的慘狀，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孝”是儒家文化標榜的一麵大旗，孔子的“三年之喪”與孟子和王船山所說的“人禽之別”，強調家庭中子女對於父母感情的自覺培養，以此作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來源和社會的基礎。
在《水滸傳》第三十六回，當宋江因閻婆惜一案發配到江洲，宋江作為一名階下囚，與父親辭別時口稱：“日後歸來，也得早晚服侍父親終生。”
宋江全然把自己的前途和窘境置之度外，在他的心中服侍老父親才是一等一的大事。兒子的這番感人肺腑的臨別贈言，把老父親感動得聲淚俱下，於是叮囑兒子道：“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郞來望你……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
宋江對老父的話心領神會，而且是銘刻在心的，在《水滸傳》第三十六回，路途中劉唐奉晁蓋將令，準備迎接宋江上山，正欲殺兩個公人時，宋江慌忙阻攔道：“這個不是你們抬舉宋江，倒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來挾我，隻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
邊說邊把刀來割自己的喉嚨，這等心甘情願以死來換忠孝的美名的舉動，足見忠孝觀在宋江的心目中是何等根深蒂固。
宋江顛沛流離的充軍生活是從私放晁蓋開始的，私放晁蓋是宋江性格中重義一麵的突出表現。作為一名刀筆小吏，宋江是熟悉法令的，他本應忠於職守，嚴於執法，然而當得知晁蓋等人劫了生辰綱後，他卻知法犯法，“擔著血海也似的幹係”放走了晁蓋。
此時，宋江的思想中忠與義之間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和抉擇。宋江這樣做重義氣，為救心腹兄弟是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的正義感及他清醒的判斷力。他知道晁蓋是一個天下聞名的義士，劫取生辰綱這不義之財，本身就是正義之舉，他認為救晁蓋是應該的，值得的。
宋江雖然沒有親自參加劫生辰綱的活動，但他救人的壯舉足以說明他與晁蓋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即性格上的豪俠之情。
宋江拿錢幫助收斂閻公，又出錢安頓閻婆和閻婆惜的生活。唐牛兒也常常得到宋江的齎助。宋江不得已收了晁蓋一條黃金，卻準備送給賣湯藥的王公做棺材錢。宋江的這種性格，符合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