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 一種在長柄上裝有銳利尖頭的兵械。槍的曆史可以追溯至原始社會，原始的槍僅僅將木棒頭削尖，漢代時的槍與矛的形製相似，多以長木杆或竹竿為杆，裝上銳槍槍頭，配以槍纓即製成。不同用途的槍其長度各不相等，長槍可達8米多。
絲綢 在古代，絲綢就是蠶絲織造的紡織品。漢族勞動人民是首先發明並大規模生產使用絲綢的民族，其製作的絲綢製品更是開啟了世界曆史上第一次東西方大規模的商貿交流，史稱“絲綢之路”。
戰鼓 外形與堂鼓相似，但鼓身較低矮，故又有“扁鼓”之稱。戰鼓的擊打方式不同 代表的含義不同 可以是進攻、撤退、追擊、收兵等含義，也能鼓舞士兵氣勢，還是方便管理士兵的一種方法，是聯結兵卒與指揮官的良好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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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中，同樣的比喻出自不同人物之口可以傳遞出不同的性格特點。例如第三十九回，夏侯惇麵對初出茅廬的諸葛亮在博望坡所做的軍事布置，說道：“今觀其用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鬥耳！”
將自己的軍隊比作虎豹，將敵軍視為犬羊，顯示了他輕敵、自傲的性格。而第四十三回寫諸葛亮說“吾視曹操百萬之眾，如群蟻耳。”
將曹操的百萬大軍比作螞蟻，展現了他的胸有成竹與高度自信。這個比喻與夏侯惇的比喻類似，所傳達出的人物的性格卻有所不同，原因就在於諸葛亮對敵軍做了全麵的分析，已經“知己知彼”，而夏侯惇隻是盲目自信。
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
《三國演義》位居明代“四大奇書”之首，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千姿百態的人物形象，雄奇瑰麗的藝術成就而聞名於世。《三國演義》曆久不衰的魅力，雖然取決於許多因素，但主要地卻是來自它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
《三國演義》通過豐富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表現出博大深厚的思想內涵。《三國演義》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方麵，就是擅長戰爭描寫。
全書以黃巾起義開端，以西晉滅吳收尾，反映了從漢代末期失政至三分歸晉這100年間的全部戰爭生活，描寫了這一時期的所有重要戰役和許多著名戰鬥，大大小小，數以百計。
接連不斷的戰爭描寫，構成了小說的主要內容，占了全書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戰爭描寫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軍事規律，崇尚“鬥智優於鬥力”的思想，總是把注意力放在對製勝之道的尋繹上。因此，雖寫戰爭，卻不見滿篇打鬥。
相反，書中隨處可見智慧的碰撞、謀略的較量，而戰場廝殺則往往隻用粗筆勾勒。可以說，千變萬化的謀略確實是全書精華的重要部分。
然而，謀略並非《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更非書中精華的全部。在我國傳統文化思想體係中，“道”是最高層次的東西。“道”有多義，首先是指自然和社會的根本規律，通常指正義的事業，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處事為人的基本原則。謀略則屬於“術”，是第二層次的東西，是為“道”服務的，必須受“道”的指導和製約。
作為一位傑出的進步作家，羅貫中認為，符合正義原則，有利於國家統一、民生安定的謀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讚美的，而不義之徒害國殘民的謀略隻能叫做“陰謀詭計”。因此，隻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諸葛亮才被塑造為妙計無窮的謀略大師、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
綜觀全書，羅貫中從未放棄道義的旗幟，從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謀略；對於那些野心家、陰謀家的各種陰謀權術，他總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對於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聰明，他往往加以嘲笑。《三國演義》寫謀略，具有鮮明的道德傾向，而以民本思想為準繩。
《三國演義》豐厚的思想內涵，主要表現在5個方麵。對國家統一的強烈向往。《三國演義》的思想精華，居於首位的就是對國家統一的向往，這是《三國演義》思想價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代末期大動亂時期，以及羅貫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元代末期，百姓對國家安定統一的向往更是特別強烈。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三國時期曆史的藝術再現，鮮明地表達了廣大人民追求國家統一的強烈願望。
在小說中，當天下大亂以後，曹、劉、孫三方為代表的英雄們，順應時代的潮流和民眾的願望，力圖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重新實現國家的統一。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現。
《三國演義》的思想內涵還表現在對封建政治和政治家的評判選擇。《三國演義》具有“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即“貶低”或者“醜化”了曹操形象。其實，“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為有關三國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調。
在北宋時期詩人蘇軾的《東坡誌林》卷一“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話”中也有記錄：
塗巷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澤，百世不斬。
這說明三國故事在宋代民間不僅流傳很廣，而且普遍具有鮮明的“尊劉貶曹”的傾向。並得到廣大群眾，包括兒童的共鳴。
在元雜劇的三國戲中，以諸葛亮、關羽、張飛、劉備等人物為主角的劇目占了一半以上；即使是寫其他人物的，也普遍表現出“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
羅貫中隻是順應廣大民眾的意願，繼承了這種傾向。羅貫中之所以“尊劉”，並非簡單地因為劉備姓劉，而是由於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的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
《三國演義》多方表現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在第一回，寫劉關張桃園結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8個大字。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麵道德旗幟。
從此，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別於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誌。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安喜縣尉”，便“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此後他任平原相，已被譽為“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
這表明他占據徐州的時間雖不長，卻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受命屯駐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新”。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
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對於新野和樊城的百姓有這樣的描寫：“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
就這樣，在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10餘萬軍民，扶老攜幼，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如此撤退，顯然有違於“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避免曹軍追擊十分不利。故眾將皆說：“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裏，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
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說：“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
行至當陽，果然被曹操親自率領的精兵趕上。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塗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的勝利。這種生死關頭的選擇，決非一般亂世英雄的惺惺作態所能比擬。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並成為他迥別於其他創業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勢。
《三國演義》竭力渲染了劉備的敬賢愛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龐統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書記載，寫得十分生動感人；尤其是對他不辭辛苦，三顧茅廬的求賢佳話，對他與諸葛亮的魚水關係的描寫，更是具有典範意義。
總之，寬仁愛民和敬賢愛士這兩大品格的充分表現，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擺脫了以往三國題材通俗文藝中劉備形象的草莽氣息，成了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範型。
羅貫中尊重曆史，博采史料，以許劭稱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為基調，塑造了一個高度個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並未隨意“貶低”，更未故意“醜化”。這裏所說的“奸雄”，是指曹操既是遠見卓識、才智過人、具有強烈功業心的英雄，又具有極端自私、奸詐殘忍的性格特征。
在小說中，曹操第一次出場，就寫得有聲有色：
見一彪人馬，盡行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
對比一下小說對劉備出場的描寫：
時榜文到涿縣張掛去，涿縣樓桑村引出一個英雄。那人平生不甚樂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下於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遊天下豪傑，素有大誌。
兩相對照，曹操形象顯然高出劉備一頭。羅貫中以大開大闔的筆觸，藝術化地展現了曹操在漢代末期群雄中脫穎而出，逐步戰勝眾多對手的豪邁曆程，對於曹操統一北方的巨大功績，對他在討董卓、擒呂布、掃袁術、滅袁紹、擊烏桓等重大戰役中所表現的非凡膽略和智謀，羅貫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寫，並沒有隨意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