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文學典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說家吳敬梓創作的章回體長篇小說。全書共56回，47萬字，描寫了近200個人物。小說假托明代，實際反映的是清代康熙乾隆、乾時期科舉製度下讀書人的功名和生活，是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對象的長篇小說。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學風格，真實地展示出了諷刺對象中戚諧組合、悲喜交織的二重結構，顯示出滑稽的現實背後隱藏著的悲劇性內蘊，從而給讀者以雙重的審美感受，是我國古代諷刺文學的典範。
喜劇意味的諷刺小說
1710年的清代，吳敬梓出生在一個官僚家庭。吳敬梓到了13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了，14歲的他隨父吳霖起至贛榆任所。在父親的督促下，吳敬梓不倦地學習著，他“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開始顯露出文學才華。
吳敬梓的家庭與環境，使他窺見了八股文寫作的門徑，他深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科場上大顯身手。1722年，吳霖起因病辭官，吳敬梓陪送父親從贛榆返回故裏，但吳霖起終於一病不起。
吳敬梓23歲中秀才，也就是在這年，父吳霖起病故。從此吳敬梓的生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先是族人們倚仗人多勢眾，提出了分家的要求。在一場爭奪遺產的內戰中，孤立無援的吳敬梓終以失敗告終，留給他的資財寥寥無幾。
分家之後，吳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淩，飲恨而死。他對人生、社會的看法也由此發生了變化。
吳敬梓從小慷慨好施，不到10年就把家產蕩盡，開始了窮困潦倒的生涯，這時，他在科舉道路上也很不得意。考取秀才以後，一直沒有中舉。
1729年，吳敬梓到滁州去應科考，由於“文章大好人大怪”，他有被黜落的危險，幸虧後來遇到一位姓李的學政，才破格加以錄取。但到了秋季，他參加鄉試，卻又名落孫山。這件事使他對科舉製度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驗。
科舉考試上的失敗，親友故交或拒之門外，或避於路途，於是，在1733年，他33歲時，懷著忿滿的心情，同他新娶的續弦夫人葉氏自全椒移居南京秦淮水亭。
在南京的日子裏，吳敬梓結識了當時許多著名學者、文人，甚至還與道士、藝人頻相往來。特別是他還從程廷祚、樊聖謨等朋友中，接觸到清初進步的哲學思想，這都為他後來寫作《儒林外史》提供了不少素材，也得到了思想藝術構思上的哲理啟示。
1736年，吳敬梓36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行文舉薦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的考試，他以病辭。開始時他還有些後悔，後來看到堂兄吳檠、友人程廷祚落選而歸，卻又感到慶幸，從此他不再應考，再一次用實際行動對科舉製度作出否定。與此同時，他開始了《儒林外史》的創作。
幾經波折，吳敬梓對科舉製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認識，再不應鄉試，也放棄了“諸生籍”，不願再走科舉仕進的道路，唱出了“恩不甚兮輕絕，休說功名”的心聲，甘願以素約貧困的生活終老。
吳敬梓的生活陷入困境，常典當度日，甚至斷炊挨餓。由富貴跌到貧困的逆境裏，他備嚐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對社會有了更清醒、冷峻的觀察和認識。他逐漸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紳的武斷鄉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聵，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風雅和清客們的招搖撞騙，以及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卑汙靈魂和醜惡嘴臉。
這一切都使吳敬梓很自然地產生憤世嫉俗的感情。他的憤激之情，甚至達到了“嫉時文士如仇”的地步。生活的巨變，也為他開拓了與下層人民接觸的機會，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層人民的一些優秀品質，這無疑對他的思想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艱難的生活幷沒有使吳敬梓屈服，在1751年，當乾隆首次南巡，在南京舉行征召，許多文人迎鑾獻詩時，吳敬梓卻沒有去應試，而是像東漢狂士向栩一樣“企腳高臥”。
吳敬梓生活的最後幾年，常從南京到揚州訪友求助，常誦“人生隻合揚州死”的詩句。不幸言中， 1754年，吳敬梓在揚州與朋友歡聚之後，溘然而逝，結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後來，根據程晉芳《懷人詩》中“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的記錄，知道《儒林外史》最晚在他49歲時已經完成。此後數年，他還在不斷修改，但主要精力已轉向學術研究。
《儒林外史》所寫人物，大都實有其人。吳敬梓取材於現實士林，人物原型多為周圍的親友、相識相知者。如杜慎卿、馬純上、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和牛布衣等。
杜少卿則是作者的自況，他的主要事跡與吳敬梓基本相同，而且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時間順序安排的，如杜少卿在父親去世後的“平居豪舉”，借病不參加博學鴻詞的廷試、祭泰伯祠等。
作者在生活原型的基礎上擷取適當的素材，通過想象虛構，加以典型化，取得了很大成功。《儒林外史》是飽含著作者的血淚，熔鑄著親身的生活體驗，帶有強烈的作家個性的作品。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傑出的現實主義的長篇諷刺小說。全書故事情節雖沒有一個主幹，但有一個中心貫穿其間，就是反對科舉製度和封建禮教的毒害，諷刺因熱衷功名富貴而造成的極端虛偽、惡劣的社會風習。
這樣的思想內容，是以準確、生動、洗練的白話語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優美細膩的景物描寫，出色的諷刺手法等藝術手段表現的，特別是喜劇藝術的表現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學的喜劇，就在於它的喜，是和笑形影相隨的。
以美寫醜的和以美寫美的滑稽美。崇高與滑稽、美和醜，都是相聯係而存在的。在吳敬梓的筆下，表現了滑稽美，也表現了滑稽醜；用藝術表現的滑稽美，肯定了正麵人物的滑稽性，否定了反麵人物的醜惡性。
《儒林外史》創作於清初以“八股文”取士製度對社會的毒害愈來愈深時期，其藝術價值有兩方麵，再現封建科舉製度下各類被諷刺的文士麵貌，深刻抨擊這個製度的弊害。如貪官汙吏湯知縣、王惠和土豪劣紳，便是醉心科舉、裝滿八股的皮囊。“鬥方名士”牛玉圃、景蘭江等，趨炎附勢，也是這種製度下產生的怪物。
通過上述的人物，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吏治腐敗，道德敗壞和封建禮教的虛偽、殘酷。
通過刻畫一批正麵人物形象，表現作者美的理想。書中有反對科舉、蔑視功名的清高正直的知識分子，如王冕、杜少卿、沈瓊枝等；又有4個“市井奇人”季遐中、王太、蓋寬、荊元，靠自己的手藝自食其力，以琴棋詩畫自娛，過著頗有藝術風味的獨立生活。在上述人物身上，雖反映了當時時代思潮中新的先進因素，但終究越不出傳統儒家的思想範圍。
在吳敬梓的心目中，孝就是一種善，一種美。但在描寫時，他采取異乎尋常的方式，構成一種滑稽美。寫王冕每逢春光明媚的時節，就戴上自己做的一頂極高的帽子，身穿寬大的衣服，手中拿著鞭子，嘴裏唱著歌，駕著牛車，載著母親到處遊玩，惹得三五成群的小孩跟在後麵笑，他卻毫不介意。
王冕的這種特殊的帽子，特殊的服裝，特殊的行動方式，就必然在當時的環境中形成特殊的印象，與常人的一般心理狀態形成了差別，在這種正麵人物身上，就形成了以美寫美的滑稽美。
以慣性的突變，造成偶然性，形成了人與環境不協調的藝術美。《儒林外史》第十回寫蘧公孫結婚時大擺酒席，正在觥籌交錯，眾賓歡樂之際，突然“乒乓”一聲，從屋梁上掉下一個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地掉在燕窩碗裏，原來是梁上走滑了腳的一隻老鼠。它將碗打翻，潑了一桌子菜，又跳到新郎官身上，把嶄新的衣服都搞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