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曆史演義——東周列國誌
《東周列國誌》是我國古代的一部曆史演義小說，作者是明末小說家馮夢龍。這部小說由古白話寫成，主要描寫了從西周宣王時期直至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五百多年的曆史。
《東周列國誌》與其他史書一樣，以國家的興亡成敗為主題，致力探討氣運盛衰、人事成敗之間轉化變遷的因果關係。作者通過人物命運的沉浮，形象地告訴人們，能否注重道義，任用賢能是判斷一個國家前途命運的最根本的依據。
梳理史實的演義小說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重要的曆史時期，列國之間戰爭的故事曆代被人傳誦。至宋元年間話本小說興起，這些散亂流傳的故事，便成為話本小說創作者進行加工創作的好題材。故而在宋元的講史話本中，出現了《七國春秋平話》、《秦並六國平話》等。
曆史延續至明代嘉靖、萬曆年間，時值曆史小說創作的高潮時期，春秋戰國這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又成為曆史小說創作者看好的題材。明代嘉靖、隆慶年間，餘邵魚始起發軔，根據曆史書籍的記述，吸取話本成果加工寫成《列國誌傳》，使列國故事初具規模，但又有諸多錯誤。
後來，明代末期文學家馮夢龍憑據史傳，把《列國誌傳》改編為108回的《新列國誌》，於明代末期刊行。後清代蔡元放為《新列國誌》加了序、讀法、詳細的評語和簡要的注釋，並改名為《東周列國誌》。
《東周列國誌》寫的是西周末年，就是公元前789年至秦統一六國，就是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戰國500多年間的曆史故事，內容相當豐富複雜。《東周列國誌》所敘述的曆史，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展開的。
其中敘寫的事實，取材於《戰國策》、《左傳》、《國語》和《史記》4部史書，將分散的曆史故事和人物傳記按照時間順序穿插編排，冶為一爐，成為一部結構完整的曆史演義。
秦漢時期前的一些史學家為了某種原則立場，對曆史事件的敘述和評價，有時會隱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記述的文字中，沒有一定見地的人，很難發覺，更談不上理解了。
而《東周列國誌》的通俗之處，正是將《戰國策》、《左傳》、《國語》和《史記》4部史書中暗礁一樣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種種是非善惡，忠奸智愚，畢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這是作者編寫此書的用意，也是他們對後人的貢獻。
《東周列國誌》是一部章回體的長篇曆史小說，是除《三國演義》以外流傳最廣、影響較大的曆史演義類小說，但比之《三國演義》，《東周列國誌》能夠客觀、公正、忠於正史，不存在尊誰貶誰的問題，這一點至少不會像《三國演義》那樣有誤導讀者之嫌。
《東周列國誌》文字通暢，把春秋戰國紛繁複雜的曆史編排得有條不紊，有些故事因在史籍中就有較豐富的素材和一定的戲劇性，經過作者的加工，顯得有聲有色，如“鄭莊公掘地見母”、“晉重耳周遊列國”、“孫武子演陣斬美姬”等。使之在明代同類小說中，成為上乘之作。
《東周列國誌》所敘述的500多年之間，英雄輩出，群星燦爛，千百年後，雖不乏其人，但這一時期的人和事，在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幾乎是後世是非成敗的理論源頭，更是後人行事為人的標準和榜樣。
小說通過豐富而生動的故事情節，讚揚了從善入流、賞罰嚴明、胸懷大度的王侯和忠貞、有勇有謀的將相，也讚揚了那些見義勇為、機智果敢的豪俠。
小說描寫了幽王殘暴無道，引起西戎之亂。平王東遷，從此周王室逐漸衰弱，諸侯國互相兼並，互相爭霸。在諸侯國內部，大夫的勢力也越來越大，他們之間也互相兼並，致使有的諸侯國為大夫所瓜分，接著出現了“七雄並峙”的局麵。頻繁的兼並戰爭，給廣大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和痛苦。
小說譴責和揭露了那些昏聵、殘暴、荒淫、愚昧的帝王、諸侯以及貪婪、奸詐、陰險的佞臣。小說讚揚了從善如流、賞罰嚴明、胸懷大度的王侯和忠貞、勇敢、有才幹的將相，也頌揚了那些見義勇為、機智果敢的豪俠。
小說結構布局主次分明、繁簡得當。雖然頭緒紛繁，矛盾錯綜複雜，但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不僅整個曆史時代的發展變化得到如實的反映，各諸侯國的發展、變化，各國之間的關係，都寫得條分縷析。
小說故事性強，每個故事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是全書的一部分。許多故事描述得娓娓動聽，引人入勝。如“衛懿公好鶴亡國”、“西門豹喬送河伯婦”、“伍子胥微服過昭關”等。
由於小說反映了五六百年的曆史，不可能有貫串始終的人物形象，但在不少篇章裏，人物形象描繪得還相當生動，如管夷吾的博學奇才、齊小白的王霸之度、鮑叔牙的苦心薦賢等，又如晉重耳、伍子胥、介子推、孫臏、龐涓、廉頗、藺相如、聞仲、範蠡等都寫得個性鮮明。
[旁注]
蔡元放 清代初期著名文學家。乾隆年間，他為明代末期馮夢龍的《新列國誌》作了一番修改，並加了序、讀法、詳細的評語和簡要的注釋，改名為《東周列國誌》，23卷，108回。他也評過《水滸後傳》，析為10卷，每卷4回，精作修訂。
《史記》 由司馬遷撰寫的我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後期長達3000年左右的曆史。《史記》最初沒有書名，或稱《太史公書》、《太史公傳》，也稱《太史公》。《史記》與宋代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並稱“史學雙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