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齋誌異》鬼小說中的幾種文化現象，可以看到在這個滿漾著溫暖的煙火氣息，流淌著親切的人倫親情的鬼魂世界中，鬼法與人法無異但更清明，鬼德與人德無異但更純正，鬼禮與人禮無異但更圓融，鬼情與人情無異但更真誠，從而也就使人感覺到鬼域與人域無異但更和諧。
整個鬼魂世界就是一個溫馨清朗有序的理想國。作者同其中的“國民”一樣，對現實人生並未厭倦厭棄，而是始終保持著樂觀進取的精神，懷著滿腔的熱情和希望積極地參與生活的一切過程，並孜孜不倦地追求著廣大和諧的生命價值的實現。這也正是《聊齋誌異》百餘篇鬼小說的文化精髓所在。
［旁注］
畜生道 佛教六道之一。佛教認為世俗的世界是由所謂六道組成，眾生就是在這六道中不斷的流轉輪回。這六道分別為：天道、阿修羅道、人道、畜生道、餓鬼道和地獄道。六道的前三道稱為“三樂趣”、後三道稱為“三惡趣”。
荀子 （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戰國末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其學說常被後人拿來跟孟子的“性善說”比較，荀子對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當顯著的貢獻。
媒妁 即媒人，其中，“媒”指職業撮合人，“妁”指臨時撮合人。舊時婚姻，常請人說合，通兩家之好。多為婦女擔任，故又稱“媒婆”。媒有單媒和雙媒之別，雙媒指替男家辦事的男媒與替女家辦事的女媒。
法力 在道教中認為是施展法術的力量源泉，可以通過修煉獲得。隨著修煉時間的增加，法力也會增加。另外，神仙所使用的特殊力量也稱為法力。
香火 古時候香火指人們燒香燃火祭祀的行為。可以引申祭祀神祇、佛祖的人，意思就是信徒。也可以引申為祭祀祖先的人，意思就是子孫、後裔、繼承人。
［閱讀鏈接］
《聊齋誌異》中，陰間的鬼差們可以在陰間娶妻生子外，其餘的小鬼則無一例外地到陽間來找自己的真愛，小說集中就有眾多的女鬼來到陽間找書生，不但可以在一起生活，並且很多的女鬼還可以為書生留下一點血脈，如《伍秋月》中的女主角，他不但可以和書生生活，更離奇的是在死了許多年以後還可以複活。
至於男鬼生子，書中描寫不多，隻是在《土偶》中有“冥中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馬姓的男鬼與他的老婆生了一個兒子，在小說集中其他地方再也沒有見到類似的事情。
仗義行俠的小說形象
在小說中大量描寫豪俠義士，這一傳統也是唐人傳奇建立起來的。豪俠義士是唐人傳奇中充滿生命力和道德感的形象。他們仗義行俠，鄙棄財祿，必要時可置生死於度外，重名節，講信用，以生得壯烈、死得磊落為自豪。
《聊齋誌異》的主角是“狂生”、狐女，而他們大都具有俠的風采。或昂揚樂觀，倜儻卓異，樂於在狐鬼的天地裏一發豪興，比如《章阿端》中的“衛輝戚生”；或恩怨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大力將軍》中的查伊璜、吳六一，《田七郎》中的田七郎，或矢誌複仇，“利與害非所計及也”。
女俠的複仇尤其驚心動魄，商三官親自殺了害死父親的仇人。細侯為了回到滿生的身邊，甚至手刃了“抱中兒”，就是她和那個偏娶她的“齷齪商”所生的孩子。
《聊齋誌異》無疑是對唐人傳奇的發揚光大，但《聊齋誌異》豪俠題材的魅力，絕不僅僅在於它沿著唐人傳奇的軌跡平穩運行。
蒲鬆齡是一個具有強烈曆史意識的作家，所謂曆史意識，就是他不僅了解自己的時代，也了解文學的傳統，在時代和傳統的雙重背景下，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應該從背景中浮出來。
蒲鬆齡是實現了他的創新目的。他筆下的豪俠題材盡管是傳統的，但他借以表達的對理想的生命形態的向往之情卻是新鮮的。
如果說《商三官》、《伍秋月》、《竇氏》、《向杲》、《席方平》等作品中的剛烈頑強，不屈不撓地介入社會人生衝突的豪俠具有較多繼承的意味，那麼，《青鳳》、《陸判》、《章阿端》、《小謝》、《秦生》中縱逸不羈、自然純樸、富於浪漫情懷和少年壯誌的豪俠則更多創新的色彩。
《聊齋誌異》描寫了大量生性不羈的“狂生”。在恐怖的狐鬼世界裏，在令人“口噤閉而不言”的陰森氣氛中，他們反倒興致淋漓，情緒熱烈。如卷1《狐嫁女》中的殷天官，文中這樣描寫他：
少貧，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亙。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雲：“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為筵。”
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
這種摧枯拉朽的氣概，這種意氣雄放的生命形態，所體現的正是俠的精神。
如《青鳳》中的耿去病、《陸判》中的朱爾旦、《捉鬼射孤》中的李著明、《胡四相公》中的“萊蕪張虛一”、《章阿端》中的“衛輝戒生”等，也都是這類豪放自縱，性情不羈的狂生。
荒亭空宅，雜草蓊鬱，鬼鳴狐嘯，怪異迭現，而這些狂生卻能無所芥蒂地進入其中，他們欣賞著其中的怪異，以其麵對怪異的坦然風度征服了狐鬼。結果，情節的進展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狐鬼世界的恐怖陰森往往隻是“鄙瑣者自怪之耳”，實際上倒是光風霽月、富於詩意的。而且看殷天官進入那座“常見怪異”、“蓬蒿浙滿”的“故家之第”後的情形：
(天官)坐良久，更兄少異……一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粹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
問：“誰也?”
答：“不識。”
俄一老翁上，就公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側儻，或不叱怪。”
乃相率入樓。樓門盡辟。移時，往來者益眾。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令在於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
公起，曳之曰：“不如今夕嘉禮，慚無以賀。”
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
公喜，應之。
殷天官處變不驚，以安閑鎮靜的風度麵對突發事件，群狐非但不與天官為難，還矜持不已地奉之為座上賓，說明豪邁的人生氣概是可以改變我們生活的色調的。
《小謝》、《陸判》等篇所展開的也是類似的令人回味不置的情景。陶望三與小謝、秋容的患難與共的愛情，陸判與朱爾旦的友誼等。
這正如清代評點家所說：
妖固由人興山……今狐之言曰：‘相公倜儻，或不叱怪。’可知狐本不為怪，特鄙瑣者自怪之耳。以倜儻之人，孤且尊之敬之，況能養浩然之氣者哉！
蒲鬆齡以此表達出他的一片情愫，對於不羈的狂生來說，沒有什麼是真正可怕的，恰恰是在“鄙瑣者”所不敢涉足的生活領域內，他們可以大有作為。這裏，狂生的無所疑懼的豪情與英雄的積極奮發的人生態度無疑是相通的。
在《聊齋誌異》中，狂生的不羈風度還時常和酒聯係在一起。
一是這是因為“狂”作為一種豪放自縱、富於激情，富於膽略的性格，在生活中常常衍化成奔放、灑脫的狀態，因而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
漢代酈食其謁見劉邦時自稱“高陽酒澱”，即意在表明自己氣度不凡。唐代詩人李白《少年行》這樣寫遊俠的生活：“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