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 （1521年～1593年）。明代文學家、書畫家、軍事家。民間也普遍流傳他的故事傳說，是關於他年輕時如何聰明，後來如何捉弄官宦的事情。
湯顯祖 （1550年～1616年），明代戲曲家、文學家。在戲曲創作方麵，反對擬古和拘泥於格律。作有傳奇《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合稱《玉茗堂四夢》，以《牡丹亭》最著名。在戲曲史上和關漢卿、王實甫齊名。
李贄 （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禪師、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麵，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李贄著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等。
廟會 又稱“廟市”或“節場”。是指在寺廟附近聚會，進行祭神、娛樂和購物等活動。廟會是我國民間廣為流傳的一種傳統民俗活動。
袁宏道 （1568年～1610年），明代文學家。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合稱“公安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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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中後期，通俗小說的創作取得了極大的發展，其中馮夢龍的“三言”就是它們的傑出代表。從表麵上看，“三言”主要是對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進行編輯，但實際上，馮夢龍在對其進行編輯的同時，進行了一定的修訂。
編輯與修訂便是馮夢龍的文本重構。從“三言”中我們可以看出馮夢龍的思想極為複雜，但是，我們仍可以從中分辨出其思想的總體結構形式，這便是：以近古新興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構傳統文化思想的同時，又以吸納了釋道的儒家思想為主導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
“三言”即是馮夢龍那種思想形式下的獨具特色的小說藝術形式，我們可以把它概括為：儒雅與世俗互攝互涵的中和審美形式，這具體體現在"三言"的審美情感形式，敘事結構模式等諸方麵。
富含儒家思想的三言
1621年至1627年，被人稱之為“全能”通俗文學作家的馮夢龍因商人的邀請，先後纂輯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也就是後人合稱為的“三言”。
《警世通言》刊行於1624年，《醒世恒言》刊行於1627年，而《喻世明言》的出版，又早於兩書。“三言”雖非同時刊刻，但是它們的編印，卻無疑是一個有計劃的工作。
《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說》，本來是編者給自己纂輯的幾部通俗小說選集所擬定的一個總名。當《古今小說》增訂再版時，書名已改為《喻世明言》。而在正式出版的時候，都各自標明了自己的書名，即《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結果，《古今小說》反而成了《喻世明言》的一個異名了。
“三言”的作者馮夢龍不是一個普通藝匠，而是個心底有生活的獨具慧眼的文史大家。他對於這120篇小說並非單純地收集和交付書商刻印，而是進行了一次謹慎地的遴選工作。
隻要拿早於馮夢龍的洪椴編選的《清平山堂話本》和“三言”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除獨具藝術魅力的優秀之作《快嘴李翠蓮記》未被收進“三言”中以外，其他馮夢龍書中沒有入選的，大多是一些平庸之作。
因此，盡管“三言”還不是宋元明三代話本小說的全集，但它幾乎把當時廣泛流行的膾炙人口的作品網羅無遺了。“三言”一出，就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其流傳之廣，讀者之多，以及影響之深遠，在古代短篇小說中幾乎沒有能與之相比的。
馮夢龍作為一個作家，正是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收集、整理、編輯，展現了這個時期文藝創作思潮的特點。
馮夢龍生活在明代盛極而衰的時候，這是叛逆時代。馮夢龍把自己編選的小說分別題名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同他本人長期形成的小說觀念，特別是對小說功能的理解有著密切關係的。
據說馮夢龍是李贄文學理論的忠實信奉者和實踐者。李贄文學思想上一個重要特點是敢於突破封建正統文人鄙視通俗小說戲曲的偏見，把通俗小說中的《水滸傳》等和《史記》並列，從而提高了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
馮夢龍也是如此，在“三言”的各篇能體現馮氏小說觀的序中，都一致強調了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三言”之所以能吸引人的原因，是它的藝術感染力和它激勵人、影響人精神的作用。作者公開為自己的小說選集命名為“喻世”“警世”“醒世”，是想通過小說來勸諭世人、警戒世人、喚醒世人。
並且，馮夢龍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小說整理與編輯的創作，是本著堅持發揚儒學的基本精神，並包容其他文化思想的思維方式而創作的。
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馮夢龍所提倡宣揚的儒學精神是先秦的儒學精神，這裏也包含了一些釋、道思想，而不是宋明之際提倡宣揚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
馮夢龍所提倡宣揚的先秦儒學是他高揚個體感性的一種方式。先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其道德倫理的核心是“仁”學，“仁”學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本主義的人學，認為所謂“愛人”、“愛眾”為指歸。而“愛人”、“愛眾”就是尊重人的感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