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短篇小說——三言二拍1
《三言二拍》是我國明代五本著名傳奇短篇小說集以及擬話本小說集的合稱。“三言”就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稱，作者為明代馮夢龍；“二拍”則是擬話本小說集《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的合稱，作者是淩蒙初。
《三言二拍》創作於明末，因此，它的創作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和社會思潮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也反映了明朝中晚期各方麵的時代特色，以及各類人物的人生價值取向。
三言二拍的產生背景
從宋代至明代，以宋明理學思想一直控製著整個社會人們的精神世界，成為社會思想意識主流。宋明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
第一個提出這種理論的學者程頤，對此有過明確解釋，即“天理”是奉養，是人的正常享受；“人欲”是人過之欲，即過分的貪欲。把“存天理，滅人欲”合起來解釋就是：保存正常的生活享受，滅掉過分的欲望。
後來的理學發展，對個性的禁錮、社會權力的擴張方麵達到了極端，認為理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則，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以此標準去苛求他人，評價他人，每個人都是別人責任鏈上的一環，把人的飲食男女、衣食住行、喜怒哀樂等本性欲望，都歸入要“革盡”的“人欲”之中。
由於事實上無法達到“滅人欲”標準而在理論上又已成立，便造成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格局，許多人以說一套做一套來適應此種社會環境，社會便彌漫開了普遍性虛偽。於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理論便成為強者剝奪弱者，上層剝奪下層的武器，從而極大加劇了社會不公平。
在這種理學禁錮個性的時代，個體感性的高揚就成為必然。當時一些富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藝術家，如徐渭、李贄、湯顯祖、袁氏三兄弟無不希望吹起一股強勁的心靈之風，來蕩滌這惡俗澆漓的世道。
如李贄的順心說，他的一生主要興趣在自我生命的自由和解脫，與傳統的封建文化勢如水火；公安派的性靈之言要求展示自己的個性，流露真情；明代晚期文人的自適則是重視人性的揭示，重視尊情與適性。
這個時候，再加上當時文人市民化，市民文人化的特點，使得市民和文人的結合越加密切，社會思潮的傳播也就快速和方便了許多。他們的思想觀點、行為舉止、生活態度，都可能成為老百姓奉行的一種生活哲學或標準或爭相模仿的榜樣。那些較為激進的士大夫、文人甚至還將這種思潮有意識地擴張，認為長期以來的精神困苦和人性迫害從此找到了突破口。
尤其在江南地區，思想的開放化、人群的普遍化、地域的廣泛化愈演愈烈，幾乎形成了一種時尚、風潮，顯得異常摩登，異常難以掌控，嚴重影響著人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有關喜新厭舊的故事，有關娶妓為妾或是婦女再嫁的故事，不再令人們感到恐慌和驚奇。
在城市生活中，也逐漸地把婚姻和男女地位的混亂當成了笑料，廟會歡樂的場合不再單是孩童老人的專屬地盤，還多了應守閨閣的少女和在家從夫的少婦。
在這一反理學的帶有個性解放意味的氛圍中生活，文學藝術家們很自然地使他們的文藝創作和文學思想，不斷地吸收這種思想哲學。作家們開始重視個性，描寫個性，表示他們對違反人的天然之情的“理”的批判。
曆史進入明代，民間文化的發展，使得士大夫們那種所謂的高雅文化受到了極大衝擊。於是，一批文人士大夫開始從民間文化中汲取營養，創作出了雅俗共賞的作品。
為了適應當時大多數人對於民間流行的說書故事的興趣，他們在創作時有意模擬原來話本的結構形式，甚至有意突出取材於“書會先生”或者“老郎”，以示其來源有據，這便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短篇小說“擬話本”的創作。
這種供廣大聽眾消閑取樂的世俗小說，由宋元時期的涓涓細流發展成為江湖河海，由口頭的說唱文學發展成為正式的書麵語言。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標誌著一種新時代的文學風尚。
與此同時，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小說現象是，一些有遠見的通俗文學的愛好者，不僅將原來流傳的話本加以改寫和潤色，彙集刊刻，有的人還運用話本形式擬作新的白話短篇小說，把這些作品稱為“擬話本”。話本和擬話本都是白話小說，不同的是，後者已經不僅是藝人講說用的底本，而且是供閱讀的案頭文學了。
在明代盛極而衰的時候，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當時，李贄、湯顯祖、袁宏道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我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璨的篇章。
他們反對文學複古思想，重視一切新的文學樣式，高度評價戲曲、小說的社會意義，從思想內容、藝術風格、體裁樣式等主要方麵，向正統文學觀念宣告決裂，從而建立了與新興的市民文學相適應的理論體係。
因此，在明代中後期，通俗小說的創作取得了極大的發展。一些文人對代代相傳的話本編輯、加工，並模擬話本進行小說寫作。又通過書商的大量刊印、發行，使白話小說在當時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下層群眾中起了不小的影響。
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三言”和“二拍”這兩個白話短篇小說集。可以說，《三言二拍》將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創作推到了另一個峰頂。
［旁注］
程頤 （1033年～1107年），北宋時期理學家和教育家。為程顥之胞弟，與其胞兄程顥共創“洛學”，為理學奠定了基礎。幼承家學熏陶，其政治思想頗受父親的影響，推舉其父反對王安石新法乃“獨公一人”，與其兄程顥不但學術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合稱“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