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認為，設立官員的根本目的，是治理百姓，所以古代都按人口設置官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為戰爭四起，國家財政困難，所以裁減官員，這樣的確是救濟災民的最合適的辦法。
在奏章中，杜佑希望皇上改革，他說：“出賦稅的戶數減少了，但領取俸祿的官員人數仍舊那麼多，怎麼能不改革呢？”
當時的淮南揚州，久經兵亂，官舍多被毀壞。駐軍沒有營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廟裏，儲備沒有倉庫，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為了解決軍隊用房和財貨貢賦儲存的問題，興建了營房和倉庫。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他修整舊有的雷陂，還開鑿了新渠，以資灌溉。又開濱海棄地為稻田，稻子產量很高，積米至50萬斛。於是淮南兵精糧足，為四鄰所畏。
杜佑生活的年代，正是唐代由盛轉衰的時期，他官居宰相多年，對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比較了解，對朝政弊端也有所認識，因此在國家政策上也頗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
在政治上，杜佑以富國安民之術為己任，針對時弊，提出節省開支，裁減官員的主張，同時他又精於吏道，頗受朝野敬重。
在經濟上，杜佑提醒執政者要重視糧食、土地與人三者的關係，輕徭薄役，實行“兩稅法”，反對征收人頭稅，隻征收土地稅及山澤、工商稅，使人民與土地相結合減少流亡。
杜佑生平好學，手不釋卷。因此在文化思想上，他能總結曆代典章製度的曆史演變、得失興革而對現實的政治進行改革。
杜佑在公事之餘，勤於著述。窮盡36年的心血，博覽古今典籍和曆代名賢論議，考溯各種典章製度的源流，於貞元年間的801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曆史著作《通典》，寫完後他派人獻給了朝廷。這部書開創了典章製度專史的先河。
《通典》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全書200卷，附考證1卷，內分9門，子目1500餘條，約190萬字。專敘曆代典章製度的沿革變遷，從遠古時代的黃帝起，到唐玄宗天寶末年止，分為9類，以食貨居首，次以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類又各分子目。
對於曆代典章製度，《通典》都詳細地敘述了它們的源流，有時不但列入前人有關的議論，而且用說、議、評、論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
《通典》的體例仿效紀傳體正史中的誌書，將斷代體改為通史體，是一部專門記載曆代政治、經濟等製度沿革變遷的典誌體史書。
《通典》記述了傳說中的黃帝，下訖唐天寶末年的製度沿革。它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記述曆代典章製度的典誌體史書，為史學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它確立了典製體政書的體例，對後代政書的編撰影響極大。
[旁注]
唐德宗 （742年～805年），李適。唐肅宗的長孫、唐代宗的長子。唐代第九位皇帝，諡號為神武孝文皇帝。在位前期，堅持信用文武百官，嚴禁宦官幹政，頗有一番中興氣象；但在“涇原兵變”後，文官武將的相繼失節與宦官集團的忠心護駕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使他放棄了以往的觀念。
淮南 安徽省省轄市。位於長江三角洲腹地，安徽省中北部，淮河之濱，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稱。唐置淮南道，市境屬淮南道壽州所轄，鳳台縣屬河南道潁州下蔡縣。五代十國時期淮南道稱謂不變，壽州、下蔡先後為吳、南唐所有。
兩稅法 是唐德宗時期所創之稅法。由征收穀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征收金錢為主，一年兩次征稅，是為兩稅法。兩稅法把中唐極端紊亂的稅製統一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人民的負擔。兩稅法實施以後，再沒有一個由國家規定的土地兼並限額，這是我國封建社會賦稅製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進步。
唐玄宗 （685年～762年），李隆基，亦稱唐明皇。在位期間，前期注意撥亂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勵精圖治，他的“開元盛世”是唐王朝的極盛之世。在位後期寵信奸臣李林甫、楊國忠等，加上政策失誤，結果導致了後來長達8年的“安史之亂”，為大唐中衰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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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為人平易近人謙遜和順，與事物不相違背，人們都很尊敬愛戴他。皇帝對他更多讚賞有加。 杜佑年事高時，想辭官回家養老，可是皇帝不批準，命令他隻需三五天到中書省去一次，主持平章政事。杜佑每次進見皇帝，皇帝都很尊敬他，以禮相待，稱他的官職而不叫他的名字。
後來杜佑堅決請求退休回鄉，皇帝隻好同意了，仍封為光祿大夫，在太子太保官職上退休。讓他在每月十五日、三十日會朝，派宦官賜給厚禮。杜佑病故後，贈冊追封為太傅，諡號“安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