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記載某件史事，監修楊再思說必須如實書寫，另一監修宗楚客說應該隱諱真情，使劉知幾無所適從，難以下筆。這時，又有一個監修蕭至忠幾次責備他編寫史書沒有成績。劉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憤然交上辭呈回家了。
劉知幾在史館裏鬱鬱不得誌，滿腹才華無所寄托，但他又擔心後世沒有人能夠理解自己，於是，他回到家中開始私撰史書，取名叫《史通》。
《史通》內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計52篇。其中，屬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等3篇，大約在北宋時已亡佚，今存僅有49篇。另有《序錄》1篇，為全書的序文。
《史通》內篇之開卷，即以《六家》、《二體》兩篇，根據唐代以前史學的體裁，對我國古代史學的源流進行了總結。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製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
《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
《史通》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誌、論讚、題目等，作了全麵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我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
《史通》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我國史學直筆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壯大。
《史通》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製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曆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餘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於曆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
《史通》對我國古代史學作出了全麵的總結，提出了較為係統的史學理論，成為唐代以前我國史論的集大成。它的思想及其曆史觀，是值得重視的。
[旁注]
幕僚 在古代稱將幕府中參謀、書記等，後泛指文武官署中佐助人員，指有官職的。由於設於幄幕中，所以又叫“幕府”，而統帥左右的僚屬，也因之被稱為“幕僚”、“幕職”。幕僚種類繁多，有“長史”、“參軍”、“主簿”、“記室”等。
李顯 （656年～710年），原名李哲，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則天第三子。諡號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在位期間，恢複唐朝舊製，免除租賦，設十道巡察使，置修文館學士，發展與吐蕃的經濟、文化交往，實行和親政策，把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讚普，保證了邊疆地區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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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曾經在史館工作一段時間，但他深知在史館的體製和工作作風無法發揮自己的才能，於是寫了辭呈。他在辭呈中尖銳批評了史館現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觀望； 其二，資料不足；其三，權貴幹涉；其四，監修牽製；其五，職責不明。
劉知幾對史館裏的弊病洞若觀火，因而在辭呈中言辭犀利，句句擊中要害。據說當時的兼修蕭至忠見到劉知幾的辭呈後，大為慚愧，實在無言以對。
體例完備的政書——通典
那是在中唐時期，在京兆萬年即今陝西西安附近的杜姓世族家庭，出生了一個男孩，他的父親杜希望給他取名叫曾杜佑。
杜希望曾任鄯州都督、恒州刺史、西河太守等職位，頗有政績。 由於家庭的關係，杜佑自小喜讀史書，18歲那年以父蔭入仕做濟南郡參軍，後受其父之友韋元甫的賞識在韋元甫的幕府中任職。後來，杜佑入京授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此後一直在江西、廣西地方擔任要職。
唐德宗即位後，杜佑被重新調回京城擔任工部郎中，並任水陸轉運使、度支郎中兼和糴使。杜佑雖然由於朝廷中權臣的排擠，曾經一度外派做嶺南、淮南節度使，但憑借其卓越的政績，最終還是被重調回京並擔任宰相的職位。
有一年，杜佑去淮南，正好遭逢旱災，饑荒嚴重。他一麵下令富戶出售糧食，救濟災民；一麵革除苛捐雜稅，安定社會。
杜佑上奏章給皇帝，認為救濟災民的方法，最好是裁減官員，節約財政支出。為此，杜佑列舉很多事實，來論證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漢光武帝建武年間，撤除了400個縣，官吏一概10人中選1人；三國時魏國太和年間，分別派出使者減少官員，正始年間合並郡縣；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裁減了700名官員；隋朝文帝開皇年間廢除了500個郡；本朝貞觀初年裁減宮女、妃嬪、太監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