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神韻——彩綢飛舞2(1 / 3)

華夏神韻——彩綢飛舞2

元明清絲綢業的發展

元、明、清三代絲織生產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不僅江南蘇州、常州、鎮江、湖州、杭州、南京的絲織業一直非常興旺,西南成都地區以及北方的北京、涿州、太原的絲織業也相當昌盛。

元、明、清三代的絲綢生產技術,是我國古代絲織技術的最高水平。這一時期的絲織生產,差不多都是通過兩個方麵經營的,一是繼承了曆代王朝均曾設置屬於官辦性質的絲織手工業,二是廣大的民間生產者。

官辦絲綢業資金充足,並且集聚了大批高水平的技術工人,因而都能織造各種極為高貴華美的絲織物。人們常常提到的元代的大都織染局、成都綾錦局;明代的兩京染局、南京禮帛堂、蘇州織染局、杭州織染局;清代的江寧織染局、蘇州織造局、杭州織造局,就屬於這一類的織作機構。

同時,由於有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繁榮,尤其是江南一帶民間絲綢業的技術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也能織造出大量高水平的產品。

在這一時期,從事絲織業的人數,在曆史上可以說是最多的。據記載:元代的大都織染局“管人匠六千有三戶”,計工匠6003人;寧國路織染局“簽撥人匠八百六十二戶”,計工匠862人;綾錦局“總二百八十一戶”,計工匠281餘人;蘇州織造局有“織金綺紋工三百餘戶”,計工匠300餘人。元代僅這4處就有絲織工匠7446人.

明代,南京司禮監禮帛堂有“食糧人匠一千二百餘名”,南京內織染局有“軍民人匠三千餘名”,蘇州織造局有“各色人匠計六百六十七名”,北京內織染局有“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簽書等數十員”,管理人員有這麼多,工匠當然會更多了。明代僅這4處加起來,至少也有五六千人。

在清代,北京內織染局康熙末年有“匠役八百二十五名”,江寧織造局乾隆時有“匠役二千五百四十七名”,杭州織造局有“匠役二千三百三十名”。

至於民間織造作坊的工匠和個體從業者的,明清時期就更加龐大了。據有關記載說:明代蘇州的居民大半“以絲織為業,機聲軋軋,子夜不休”,尤其在這個城市的東半部“郡城之東,皆習機業”,“家杼柚而戶纂組”;吳江盛澤鎮“居民稠廣”,“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嘉興濮院鎮“萬家燈火,民多織綢為業”;山西潞安“其登機鳴杼者奚啻數千家”。

清代乾隆、嘉慶時,江寧通城僅緞機便有3萬計,紗綢絨綾之機尚不在此數;蘇州東城每戶必織,“不啻萬家”;杭州則“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所有這些,現在讀來仍不難想象其時的盛況。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絲綢貿易日臻活躍,出現了大量絲綢牙行和絲綢牙人,牙人就是中間商。據記載,當時蘇州絲綢充斥於市,招致各方商賈蜂擁而至,甚至連遠在西南偏僻地區的商人,也不顧道路艱險,來到蘇杭購買絲綢新品種,然後回去販賣。

另如明代話本小說中也經常出現絲綢貿易的場麵,如馮夢龍小說集《醒世恒言》中《施潤澤灘闕遇友》一篇,就是講自明朝一直盛產絲綢的江蘇省吳江縣盛澤鎮上的施複夫婦經營絲綢發家的故事。

小說內容反映了明代社會經濟情況,以及有關桑蠶的生意:

嘉靖年間,這盛澤鎮上有一人,姓施名複……家中開一張織機,每年養幾筐蠶兒,妻絡夫織,甚好過活。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織下綢匹,必積之十來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戶人家織得多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門來買。那施複是個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脫……施複每年養蠶,大有利息,漸漸活動……那施複一來蠶種揀得好……凡養的蠶,並無一個綿繭,繅下絲束,細圓勻緊,潔淨光瑩……織出的綢拿上市去,人看時光澤潤滑,都增價競買,比往常每匹平添了許多銀子。因有這些順溜,幾年間就增上三四張綢機……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夫婦依舊省吃儉用,晝夜經營,不上十年,就長有數千金家事,又買了左近一所一大房屋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綢機。

書中還有一段是對該鎮絲綢交易盛況的描寫:

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最多,唯此鎮最盛。

小說一方麵生動地反映了南方城鎮絲織交易的繁榮景象,另一方麵也說明當時絲綢生產日益商品化,刺激了絲織生產技術的改進和提高,絲織業生產者不但能解決溫飽,勤儉有獨到技術者還可靠它致富。

元、明、清這一時期的絲綢產量,沒有完整的統計,但仍可見一斑。據《元史·食貨誌》載:1263年計課絲712171斤;1265年計課絲986912斤;1266年計課絲1053226斤;1267年計課絲1096489斤;1328年計課絲1098843斤,絹350530匹,綿72015斤。所課之絲均在70萬斤至100萬斤左右。這裏的“課絲”,就是政府征收的稅賦中的絲產品。

元代織絹所用的絲料大都是一匹絹用一斤或稍多一點的絲,隻這些課絲即可織70萬匹至100多萬匹絹,若再加所課之絹,其年產量當都在200萬匹左右。

另據有關記載:明代永樂年間,每年征集的絹、布,平均為938426匹,最多的是永樂年間的1413年,竟達1878828匹,如果去掉布這一項,其所征之絹亦在50萬匹至90萬匹之間,也相當可觀了。從數字上看,雖不及唐、宋,但這主要是因為我國自宋代起各個地方都大力發展棉織,一般的人也趨於穿棉布。否則,肯定會遠遠超過這個數目的。

這時期綾、羅、綢、緞、紗、錦等各大類品種的紋樣花型、產品質量和風格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並分化出許多有地方特色的名優產品。

[旁注]

大都 或稱元大都,突厥語稱為“汗八裏”,意為“大汗之居處”。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的1267年至元順帝至正年間的1368年,為元代國都。其城址位於今北京,城郭殘垣在薊門橋西南、牆基仍清晰可見。

兩京 明代兩京分別為南京和京師即北京。兩個都城各設一套中央機構,彼此獨立。我國曆史上,東漢兩京為東京洛陽、西京長安;隋唐兩京為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五代、宋前期兩京為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清代兩京為北京和盛京即今沈陽。

織造局 明清時期於江寧、蘇州、杭州各地設專局,織造各項衣料及製帛誥敕彩繒之類,以供皇帝及宮廷祭祀頒賞之用。明於三處各置提督織造太監一人,清改任內務府人員。江寧、蘇州、杭州的織造局在清代被稱為“江南三織造”。

牙行 是我國古代和近代市場中為買賣雙方介紹交易、評定商品質量、價格的居間行商。漢代稱駔、駔儈,唐、五代稱牙、牙郎、牙儈,宋、元、明又有引領百姓、經紀、行老等稱呼。牙行一詞始見於明代。他們以經營牲畜、農產品和絲綢布匹等手工業品為主;也有居間包攬水運雇船的,稱埠頭。

話本小說 是我國古典小說的一種,流行於宋元時期,又稱宋元話本。當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城市人口的劇增,通俗的民間文學在宋代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話本小說是宋代民間文學的代表。話本小說是我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將白話作為小說的語言進行創作,這是一個突出的進步。

食貨誌 我國曆代食貨誌分別記述了田製、戶口、賦役、漕運、倉庫、錢法、鹽法、雜稅、礦冶、市糴、國家預算等製度,為了解曆代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當時社會經濟狀況提供了重要史料。在這方麵,《漢書·食貨誌》為後代修史樹立了一個典範。“二十五史”均仿《漢書》而專辟《食貨誌》,可見其影響。

[閱讀鏈接]

江南三織造是清代在江寧、蘇州和杭州3處設立的、專辦宮廷禦用和官用各類紡織品的織造局。管理各地織造衙門政務的內務府官員,亦通稱織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