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發趕超”與人才積累
王通訊專欄·人才隨筆
王通訊，原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現任中國人才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後投入人才研究，中國人才學理論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貴州省委省政府製定的人才戰略，讀來令人振奮。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後發省份奮發趕超的信心、決心與謀劃。
國家、區域和企業是經濟體的形式，先發、中等和後發是經濟體的狀態。盡管這些發展狀態的成因多種多樣，但人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在自己的國家或區域裏，就遇到了既定的生產力、既定的生產關係和既有的發展水平；此時，人們能做的就是應該以一種怎樣的心態來麵對現實、改造現實，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
通常而言，生活在後發地區的人們難免認為，自己所在的區域沒有什麼發展優勢，但事實並非如此，“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後發地區同樣具有自身優勢。
美國經濟學家亞曆山大·格申克龍最早認識到這個問題，他提出，經濟的相對落後性，往往有助於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經濟的爆發性增長。
後發地區的人們通常都具有一種緊張感和改變麵貌的強烈願望。這本身就構成一種發展的內在動力，即我們常說的“窮則思變”。
後發地區可以通過直接引進先發地區的發明創造來加快自身發展。眾所周知，發明創造是需要大量資金與時間投入的，後發地區卻可以省去這些投入和時間，直接引進服務發展。
後發地區可以借鑒先發地區的成功經驗，避免走錯路、走彎路，從而節省探索、實驗所花費的時間。
後發地區可以利用先發地區沒有遇到的自然與人工替代物來加快發展自己。不僅如此，後發地區還可以尋找到有別於先發地區的新型發展道路，從而加快發展。
後發地區可以獲得先發地區的技術、資金等方麵的支持與幫助。
後發地區基本沒有或很少有環境方麵的汙染和破壞，用毛主席的話來說：“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理論推導出來的“後發優勢”得到了人們的認同，在曆史上與現實中，是否存在“後發優勢”呢？
答案是肯定的。讓我們先來看幾個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國內生產總值翻番所用時間：
英國（1780-1838）用了58年；
美國（1839-1886）用了47年；
日本（1885-1919）用了34年；
韓國（1966-1977）用了11年；
中國（1978-1987）用了9 年。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高速增長期GDP平均年增長率的情況：
日本（1960-1970）為10%；
中國浙江（1978-1999）為12.4%；
中國廣東（1978-1999）為12.7%；
中國福建（1978-1999）為13.7% 。
以上兩組數據可以說明，後發優勢是客觀存在的，後發趕超也完全是可能的。需要指出的是，“後發優勢”是“潛在優勢”，把“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及找準正確的路徑，即應該怎樣去努力？
這就需要認真審視那些實現了“後發趕超”的國家和區域，他們到底能夠為我們提供怎樣的經驗呢？
20世紀，有三個主要國家完成了後發趕超，創造了令世人稱讚的奇跡。1900年前後美國瞄準英國的趕超，1950年前後日本瞄準美國的趕超，以及1960年前後韓國瞄準西歐的趕超。通過學者的研究得出共同結論是：這三個立誌趕超的國家無一不是經過長期和超前的人力資本投資，最終憑借自身積累起來的人才優勢，實現了趕超夢想。以美國趕超英國為例，1920年，英國大學生占人口比例0.07，美國為0.56；英國土木工程師占從業者比例為0.05，美國達到0.13；英國研發投資占GDP的20%，美國達到了25%。美國與英國明顯拉開了差距。
人才優勢的積累是需要持久的，更是需要耐心的。人才優勢的形成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堅持過程，隻有下決心把這件事做好，才能從“後發趕超”狀態，變成“趕超成功”狀態。
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後發趕超”，在人才積累上都始終存在著一個明顯的“臨界突破”問題。通過不斷積累、努力到位、實現突破，就真的變成了一個“超越者”；如果時而努力、時而放棄，或努力不夠、功虧一簣，那麼就成了一個“曾經立誌超越但終歸未能超越者”。（責任編輯/張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