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段的京杭運河水源更為複雜，山東省濟寧境內因地勢高運河水靠閘控製，所以稱“閘漕”，水源除引汶、泗兩條河水外，還有145個山泉供水。
蘇魯兩省邊境段運河稱“河漕”。因運河是借黃河行運的。蘇北南段運河稱“湖漕”，因為該段運河靠湖泊供水。
運河水利工程技術先進，主要項目包括河道、閘壩、護岸與供水等項工程。在秦漢時期，是用鬥門來調解水位。
至唐代，除了鬥門還在使用外，在運河上出現了堰、埭建築物。唐代後期，鬥門又逐步向簡單船閘演變。
至宋代，再用水力、人力或畜力拖船過堰的辦法，已不能適應宋代航運事業發展的需要，於是，勞動人民就在運河上創建了複閘和澳閘。
複閘即船閘，創建於984年，這座船閘，史稱“西河閘”。宋代人用船閘代替堰、埭，這不能不說是運河工程技術史上的一大創舉。
澳閘就是在船閘旁開辟一個蓄水池，將船閘過船時流出的水或雨水，儲入水澳，當運河供水不足時，再將水澳裏的水提供給船閘使用。澳閘解決了船閘水源不足的問題，也是運河工程技術的完善與進步。
元明清三代對京杭運河的開鑿與整治工程作出巨大貢獻的人有，科學家郭守敬，名臣宋禮、潘季馴、靳輔等人，以及汶上縣老人白英。
尤其是明代永樂年間，工部尚書宋禮，采用白英的建議，引汶泗水濟運，創建南旺運河水南北分流樞紐工程，解決了南旺運河水源不足的問題，受到後人的稱頌。
創建運河南旺分水樞紐工程，使明清兩代會通河保持勃勃生機，它是我國運河天人合一治水模式的一個典型示範，客觀上符合水資源循環利用規律。
蘇北黃淮運交彙的清口河道曲折成“之”字形運河，是明清兩代人民精心治理演變，逐步創造而成的一項偉大的航運科技成就。
江南漕船北上要翻過黃河進入中運河，必須通過清口盤山公路式的“之”字形運河，行程10千米，平均需要三四天時間，逆行需要人拉纖，走得很慢，下行如同坐滑梯，異常驚險。
在古代，我國人民巧妙地運用各種擋水的閘壩工程調控，創造出“之”字形河道，延長行程來減緩河水流速，保障航行安全，這是我國航運史上又一大創舉。
四是運河的文學藝術內涵。
人工運河是曆代文人雅士展現其才華的平台，他們為運河而歌，也與運河榮辱與共。
山東濟寧的人物之盛甲於齊魯，名人巨卿和文人墨客僑寓特別多，春秋時孔子弟子及其後裔在此安家，唐朝詩人賀知章在任城做過官。
濟寧太白樓是唐代詩人李白常去飲酒賦詩，會朋別友之地，他的許多名篇，如《行路難》和《將進酒》等作品都是在此創作的。
李白在濟寧居住時間較長，留下許多傳奇故事。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
這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徐州創作的《長相思》裏的詩句。
唐代另一位大詩人韓愈不僅在徐州做過官，他的母親李氏也是徐州人，他與徐州有著不解之緣。
北宋詩人蘇軾任徐州知州，到任不到3個月，就帶領軍民抗禦黃河洪水，奮戰70多天，戰勝了洪水，保住了徐州城，因此受到宋神宗皇帝褒獎。
蘇軾在徐州任職兩年，除政績卓著外，還創作了170多首詩與大量的散文。
在徐州生活、工作或旅行的作家、詩人有很多，如我國古代山水詩人謝靈運、唐代“詩仙”李白、晚唐時期詩人李商隱、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範仲淹、南宋時期民族英雄文天祥、元代詩人薩都剌、明代治水名臣潘季馴等，都為徐州留下了許多著名的詩篇和散文作品。
運河文化是淮安地區曆史文化的主流。從文化品種來看，除詩、文、賦、八股等傳統作品外，小說和戲曲創作成就更具顯著。
在我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中，有3部《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都與淮安有密切關係。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在元末明初居住在江蘇省淮安，他根據宋江等梁山好漢占領淮安時留下的傳說故事和淮安畫家龔開創作的《宋江三十六人畫讚》等素材，妙手編著了一部有極高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古典名著，開創了我國白話小說的先河。
羅貫中是施耐庵的學生，長期居於淮安，他除了協助老師著書外，自己還創作一部流傳千古的名著《三國演義》。
吳承恩出生在淮安一個商人家庭，是土生土長的一個淮安人。他從小聰明，愛聽神奇故事，愛讀稗官野史，博覽群書，這為他創作神話小說打了基礎。
成年後，吳承恩在科舉和仕途奔波中屢遭失敗後，於1570年回到家鄉淮安。他閉門讀書，廣泛收集資料，利用晚年時光創作了一部家喻戶曉的神話小說名著《西遊記》。
揚州是與運河同齡的一座曆史古城。運河經濟的繁榮，為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從漢代開始就有許多史學家和詩人，如辭賦家枚乘、鄒陽，建安七子陳琳，南北朝傑出詩人鮑照等，都曾用詩賦文學作品介紹了揚州的繁榮。
唐宋時期，揚州成為南北運河的樞紐，促進了揚州經濟進入第二個繁榮時代。這時，各路文人騷客彙聚揚州，寫出大量反映揚州繁榮的文史作品。
如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
揚州富庶甲天下。
張祜詩寫道：
十裏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
徐凝的詩寫道：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
唐代揚州文化，如日中天，十分輝煌。史學家李廷光撰寫了《唐代揚州史考》，其中就介紹了10多位揚州籍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
在李廷光的另一部《唐代詩人與揚州》一書中，列出了駱賓王、王昌齡、李白、孟浩然、劉禹錫、白居易、張祜、李商隱、杜牧、皮日休等57位詩人，在揚州的活動及其歌詠揚州的詩篇。
兩宋時期，揚州仍然是文學家歌詠之地。如王禹偁的《海仙花詩》，以及晏殊《浣溪沙》中的名句：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詩人歐陽修、梅曉臣、秦觀等也多次來揚州度遊。大詩人蘇軾還任過揚州知府。
元明清三代，揚州也是文學家神往的地方。如元代詩人薩都剌，數度揚州，留下許多名篇。明代史學家、散文家張岱，他的《揚州清明》和《二十四橋風月》等作品，都成為反映揚州社會風情的一麵鏡子。
清代文化的繁榮與鹽商對文化的貢獻有關，如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孔尚任參加淮揚治水過程中收集了許多與《桃花扇》創作有關資料。
18世紀聲譽畫壇的“揚州八怪”之一汪士慎等人都得到過鹽商的資助。另外，清代揚州曲藝藝術也極發達，評話、彈詞和戲劇等百花齊放，爭奇鬥妍。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我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曆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
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護好京杭大運河，對於傳承人類文明，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