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尼斯——京杭大運河2
給人啟迪的文化內涵
大運河是普天下開鑿最早，裏程最長的人工運河。
它是古代我國人民創造的偉大水利工程，是我國曆史上南糧北運、水利灌溉的黃金水道，是軍資調配、商旅往來的經濟命脈，是溝通南北、東西文化交融的橋梁，是集中展現曆史文化和人文景觀的古代文化長廊。
大運河承載著上千年的滄桑風雨，見證了沿河兩岸城市的發展與變遷，積澱了內容豐富和底蘊深厚的運河文化，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紐帶。
大運河文化遺產內涵宏富，概括起來主要包括：
運河河道以及運河上的船閘、橋梁、堤壩等基礎設施；運河沿岸地下遺存的古遺址、古墓葬和曆代沉船等；沿岸的衙署、鈔關、官倉、會館和商鋪等相關設施；依托運河發展起來的城鎮鄉村，以及古街、古寺、古塔、古窯、古驛館等眾多曆史人文景觀；與運河有關聯的各種文化遺產。
那麼，大運河的這些文化遺產，到底有哪些主要的文化內涵呢？
一是城鎮的文化內涵。
運河的文明史與運河的城鎮發展史關係密切。因為運河跨越時空數千年，聯係著我國的南北方廣闊地域，使運河沿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結構、生產關係、人們的生活習俗、道德信仰，無不打上深深的“運河”烙印，這是運河文明的再現與物化。
山東省濟寧的發展與運河休戚相關。元代會通河打通以後，使濟寧“南通江淮，北達京畿”，迅速發展成為一座經濟繁榮的貿易中心。明清時期，濟寧為京杭運河上7個對外商埠之一。
江蘇省徐州在曆史上素有“五省通衢”之稱，從漢代開始就是江淮地區漕糧西運的樞紐。京杭運河建成以後，徐州就成為我國南糧北運與客商往來必經之路。
位於蘇北駱馬湖之濱的窖灣古鎮，是借助京杭運河發展起來的一個典範。在窖灣古鎮上，仍保留著許多明清時期鱗次櫛比的富商宅院和當年商幫氣勢恢弘的會館建築。
淮安被稱為“運河之都”，它的命運隨著大運河的興衰而變化。公元前486年，古邗溝聯通江淮以後，淮安就成為“南船北馬”的轉運碼頭。在邗溝入淮的末口迅速興起了一個北辰鎮。
隋唐北宋時期，淮安成為我國南北航運的樞紐和運河沿線一座名城，白居易在詩文中稱淮安為“淮水東南第一州”。
明清時期，“天下財富，半出江南”。朝廷對江南的需求越來越多，為了維護漕運安全，明清兩代都把漕運與河道總督府設在淮安，此時的淮安扼漕運、鹽運、河工、榷關、郵驛之機杼。
大量的貨物、商旅人員源源不斷湧進淮安。當時的淮安市井繁華、物資豐富，各色人等彙聚，進入到曆史上最為鼎盛時期，成為運河線上與揚州、蘇州、杭州齊名的“四大都市”之一。
在曆史上揚州的空前繁榮與富足，主要原因還是它的航運樞紐地位，漕運、鹽運的咽喉地位所致。從東漢廣陵太守陳登對古邗溝進行疏通改線後，運河的通航能力大為增強，使揚州迎來了它的第一個繁榮時代。
從此，揚州的日趨繁榮，唐宋時期，揚州迎來了曆史上第二個繁榮時代。
明清時期，京杭運河運輸能力的提高，使揚州進入了最為鼎盛的時期。根據有關資料，1772年，清朝朝廷中央戶部僅存銀7800餘萬兩，而揚州鹽商手中的商業資本幾乎與之相等。
至清代末年，漕糧改為海運，運河交通迅速衰落，至光緒時期後期，漕運停止，沿運河發展而繁華起來的許多城市有所凋敝。
二是運河的漕運文化內涵。
漕運文化是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運河是活著的文化遺產，漕運文化是運河文化的內涵之一。
漕運興於秦而亡於清。漕運對我國曆代政權的存在和延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發展漕運曆來被為曆代的統治者所重視。
宋代人承認，漕運為“立國之本”，明代學者將運河與漕運喻之為人之咽喉，清代思想家康有為說：“古代漕運之製，為中國大政。”
京城是封建王朝的國都，這裏人口密集，經濟繁榮，如何保證京城皇宗和顯貴，以及社會上不同人們的生活需求供應，是國家的一件大事。
唐代初期，每年漕運糧食隻有20萬石左右，至天寶時期，每年漕運增至400萬石。安史之亂以後，因地方割據勢力劫取漕糧，歲運漕糧不過40萬石，能進陝渭糧倉的十三四萬石。
唐德宗建中年間，淮南節度使李希烈攻陷汴州，使唐朝朝廷失去了汴渠漕運的控製權，因物資供應不上，使得京城陷入絕境，唐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789年，有一次長安城發生糧荒時，恰好江淮的鎮海軍節度使韓晃把3000石米運到關中，皇帝大喜，對太子說道：“米已至陝，我父子得生矣！”
這個典型事例，生動地說明了漕運與國家命運的密切關係。
至宋朝，對漕運非常重視，宋太祖曾對向他獻寶的大臣說過：“朕有三件寶帶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
明清兩代除了重視京杭大運河的整治和運河航運工程建設外，也非常重視漕運的管理工作。
明代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為了保證把漕糧如數運達北京，明朝朝廷設置了專門的軍管和政府管兩套班子，製定了許多漕運管理製度和保障措施。
漕運總兵和總督一職的官員級別一般是正二品或三品，朝廷還派5名戶部主持官充任監總官，往返巡查，以監督兌運。地方衙門還設置趲運官和押運官，負責漕糧進京準時到達。
為了及時處理漕運途中出現的刑事案件，明朝朝廷又設置了巡漕禦史，理刑主事等官職。在基層漕官中還設置衛守備，統管本衛各幫人船。衛守備之下有千總，千總之下設把總和外委等下級軍官，協助千總管理本幫漕務。
漕運沿途還有各種役夫，分為閘夫、溜夫，即挽船、壩夫，即挽船過壩、淺夫，即護堤、泉夫、湖夫、塘夫，即供水、撈沙夫、挑港夫等，從北京通州至江蘇瓜州的京杭運河，共設各種役夫47004人。
清代京杭運河管理機構及漕務管理辦法沿襲明製。漕運總督官銜為二品，參將為正三品，均屬於位高權重的大吏。
各代封建王朝，在繁盛時期，一靠強大的中央集權政治統治；二靠龐大的漕運管理組織，把全國各地的糧食和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京城，維護著封建王朝的繁華局麵。
當王朝統治者出現腐敗無能，地方出現割據，諸侯各霸一方的時候，國家的漕運也就難以維持了。
三是運河的水利文化內涵。
作為古代人工運河的大運河，充分利用了自然水域發展航運。在開挖運河之前，先根據地形來設計運河線路，巧妙地把天然的大小河道湖泊窪地串聯起來。
這樣，不僅節省工程量，同時使運河水源也有了保證。邗溝、鴻溝、通濟渠、京杭運河等人工運河都充分體現了這個特點。
運河水源係統多元化，也是它的水文化內涵之一。邗溝的水源來自於長江和淮河。鴻溝的水源來源，除了黃河與淮河外，黃淮之間的許多湖泊和支流河道，都是鴻溝的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