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以後魚類玉器數量銳減，唐代又有回複，宋代佩魚之風又盛，出現了較多的玉魚，樣式、種類不一，或與荷蓮、茨菇相伴，或僅單條魚，或無鱗，或飾橫向水線，或飾網格紋。荷花與魚相並含有連年有餘之意，是吉祥圖案的一種。
如宋代玉魚蓮墜，長6.2厘米，寬4厘米，厚0.6厘米，玉色白，表麵有赭黃色斑。魚小頭，長身，無鱗，魚身彎成弧狀，昂首，尾上翹，鰭短而厚，共6片，其上有細陰線。魚身旁伴一荷葉，長梗彎曲，盤而成環，可供穿係繩。
花鳥類玉器在宋、遼、金時期較多，其中不乏鳥翅一隻伸開、另一隻下折的造型，這種鳥銜花玉飾是宋代較流行的樣式。
如玉孔雀銜花飾，長7.6厘米，寬3.8厘米，花飾玉色青白，有赭色斑，為半圓形玉片，其上透雕孔雀銜花圖案。圖案主體為孔雀，孔雀回首，拖尾，展翅，口銜花枝，枝上有花兩朵，品種不同。此件作品較一般宋代花鳥玉佩更為精致，據其形狀，可能是一種嵌飾。
北京房山石棺墓也發現有孔雀形玉發飾，孔雀之尾端帶有半月狀透空孔洞，同此件作品孔雀尾部的表現相同。
唐代時，器物中已有荷蓮童子圖案，宋以後，這類玉雕童子日多，作品有“連生貴子”的含義，寓意吉祥。
如玉舉蓮花童子，高7.2厘米，寬2.8厘米，厚1.1厘米，玉呈暗白色，雕一童子，著細袖衫、肥褲，外罩一長馬甲，馬甲上刻方格“米”字紋。童子頭向左側，露右耳，雙手舉蓮花一枝，花朵置於頭頂。
作品為宋代玉童子的典型形象，五官表現簡單，以少量的短弧線表示衣紋，衣、褲、馬甲等裝束在同類作品中多有出現。
表現繪畫藝術的精品如宋代玉鬆陰聽泉圖山子，長10.5厘米，高9厘米，厚4.5厘米，玉質青白色，含有較重的赭、褐色斑。隨玉料外形雕山林景色，正麵山林中，鬆樹下，一老人坐於石上，衣帶似解，左手扶膝，右側置一葫蘆，一侍童立於身旁，雙手捧杯。一小溪順勢而下，上遊一鹿俯首而立。山子背麵雕大葉柞樹。
作品中山石用孔洞透空之法雕出，小溪則以集束折線表示，人物衣紋簡單，為宋、元時期玉器風格。觀鬆下之人，非農非儒，閑散灑脫，作品表現的是一種富裕的山林生活。
荷葉、水草、水鳥、龜等圖案在宋、金玉器中非常流行。此類作品的使用地域廣泛，流行時間長，對後世玉器有很大影響。
如宋代玉荷鷺紋爐頂，高5厘米，底徑4.3至4.7厘米，爐頂玉質白色而局部為黑色，整體近似圓柱形，頂部略細，鏤雕荷葉、蘆草纏繞狀，荷葉巨大而張開。一張荷葉上有黑色烏龜爬行，口吐煙雲，其旁有荷花，荷、蘆中可見5隻鷺鷥隱現其間。器底部有一平板以示水麵，其上有孔，可穿繩結係。
宋代道教影響的擴大同帝王崇尚道教有關。史書記載宋徽宗好道教，並把鶴作為祥瑞之物。
宋代的一件青玉雙鶴佩，長6.8厘米，寬4.3厘米，質似白玉，微帶青色，鶴頭相對，雙鶴翅爪相接，做展翅欲飛狀。上部有孔備穿係，知是佩飾。
這件寓意祥瑞的雙鶴佩的製作，受道教影響，並反映出宋代道教的發展。玉雕中對稱動物布局淵自唐代，但這種雙鶴題材卻是自宋代逐漸增多的。
遼金玉器也是由漢族玉工碾成，但其題材卻富有邊疆民族特色和遊牧生活氣息，以契丹、女真兩族生活為主題的春水佩和玉秋山為其傑出代表，均有著形神兼備的藝術造詣。
遼是我國東北遼河流域由契丹族建立的地方政權，916年由耶律阿保機創建，其疆域控製整個東北及西北部分地區。
雖然遼是由一個較為落後的邊疆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權，政治、文化較為低落，但長期與漢族比鄰，並受先進中原文化的影響，故在文化及用玉製度上，均受宋唐文化的影響，朝廷用玉甚至更廣於唐宋，規定皇帝係玉束帶，五品以上官吏服金玉帶。
遼的玉器製度，除脫始於唐風外，也有其自身特點，比如用玉上，崇尚白玉，尤其推崇和田白玉。同時契丹貴族金銀玉互用，契丹貴族把這些價值連城的佳材融為一體，製成精美絕倫的工藝品，既反映契丹族的工藝水準，同時又折射出契丹貴族奢侈的生活。
玉帶板是遼代重要的朝廷用玉，其特色是定數不一，厚薄略有出入，多光束無紋，四角常以銅釘鉚在革帶上。遼代肖生玉器以動物造型為主，植物和幾何造型很少，這可能與契丹以遊牧經濟為主，長期與動物為伍有關。
金所處的年代是和南宋相對峙的特殊年代，同時又是北方少數民族所為，因此具有濃鬱的時代特色與民族風格。
金代玉器之所以繁榮，一是由於女真族在契丹遼及北宋地區大量掠奪珍寶，刺激了金代玉器的發展；二是學習先進的中原文化，促進了玉器的發展；三是金代有較為充足的玉料、玉匠，加速了玉器的發展。
金代玉以回鶻貢進或通過西夏轉手得到新疆玉。為了確保玉材的使用，金規定朝廷愈多用和田玉琢製，祀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金在擴張過程中，俘虜的大批玉匠，有的原在遼境內，有的直接從北宋境內擄掠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