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港除了集海河貨運便利於一身的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航運條件之外，製船、航海技術的成熟。
市舶司製度建設的完善，尤其是明州高麗使行館的建設等，都為明州在宋代中國與朝鮮半島海上貿易的作用創造了優越的條件，高麗使行館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港文化的重要象征。
高麗與宋朝的朝貢貿易，有東路、南路兩條貢道。據《宋史》記載，高麗使者一般皆由山東登州登陸，由陸路到都城開封朝貢，即東路。
當時，高麗使臣向宋朝廷建議，為了避開契丹國的威脅，要求改變貢道，通過水路由明州登陸，再轉杭州經運河到開封，即南路，獲得宋王朝的批準。
這樣，明州成了唯一貢道，經明州與高麗貿易主要是朝貢貿易，數額逐漸擴大。以未改貢道時為例，宋仁宗天聖八年，高麗使者到宋朝貢的共有293人。
1052年左右，市舶收入達53萬貫，至1066年左右，增至63萬貫，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有鑒於此，明州人樓異在任隨州知州向皇帝陛辭時，建議在寧波設來遠局，建高麗使行館，以供高麗使者每年來宋貿易之用。
他的建議獲得宋徽宗采納，便改命他任明州知州，以執行這一任務。
樓異到明州後，於1117年在月湖建高麗使館，這是設在江南的唯一一所高麗使館。高麗使館實有兩種功能：一是安頓高麗使者的食宿；二是儲藏貨物的棧房。
高麗使館安置的貨物有兩種：一種是從高麗運來的朝貢貨物，這些貨物在三江口經過抽解，即繳納船舶稅，一般為10％。
剩下的大部分，據《宋史·食貨誌》的《互市舶法》記載，由明州官府統購，或付以銅錢，或以貨換貨，所換的貨物主要為絲織品、瓷器、茶葉、書畫、樂器、雕塑品等。這些貨物，自然需要安頓在高麗使館。
另一種換來的商品為貴重品，如宋朝廷需要的高麗藥材、高麗漆器。這些貢品在使館短暫安放後，馬上沿水路經杭州，溯運河而上，到開封後上貢宋朝皇帝，皇帝則予以賞賜。一般來講賞賜品的價值大於貢品。
皇帝賞賜的物品被運回明州後，也需安頓在使館內等到風順過後，朝貢貿易後的貨物才由高麗使者運回本國。
高麗使館建築得很壯觀，當時在麗宋貿易的東路貢道山東密州，也建有高麗使館。
1085年，蘇軾曾去參觀，看了後“歎其壯觀”，詩中形容使館的亭館：“簷楹尺舞垣牆外，桑枯蕭條斤斧餘。”
令人遺憾的是，明州高麗使館為時很短。北宋不久滅亡，至1130年，金帥完顏宗弼軍破明州。
當年2月，完顏宗弼下令從明州退兵，退兵時，下令火燒明州城，明州城基本上被焚掠一空。高麗使館就在這一次戰役中蕩為灰塵，其存在時間僅13年。
不管怎樣，海上絲綢之路在宋朝發展至頂峰，通過海上航道，我國與世界許多地區保持著貿易聯係，這種貿易也促進了宋朝經濟的發展。
[旁注]
隋文帝 我國隋朝開國皇帝。他在位期間成功地統一了百年嚴重分裂的中國，開創先進的選官製度，發展文化經濟。使得中國成為盛世之國。是西方人眼中最偉大的中國皇帝之一。被尊為“聖人可汗”。
主事 我國古代官名，屬於封建品級製度中較小的底層辦事官吏。北魏尚書各司有主事令史，意為令史之和隋煬帝去掉令史兩字，稱主事。不在正式官員之內。按清朝例，各部院主事是正六品銜，相當於京縣知縣，各省通判。理藩院主事也為正六品。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唐代高德義淨在南海室利佛逝國時的作品。書中記載玄奘西行回國以後，到本書寫出為止的46年間，到印度和南海訪問的57位分別來自大唐、新羅、睹貨羅、康國、吐蕃的禪師、法師的事跡，此外兼述經濟、風俗及旅行路線，為研究7世紀南洋諸國狀況和國際交通的重要資料。
劉禹錫 字夢得，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後裔，曾任監察禦史，有“詩豪”之稱。他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後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新唐書》 北宋時期宋祁、歐陽修等人編撰的一部記載唐朝曆史的紀傳體斷代史書，“二十四史”之一。《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係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製度和科舉製度。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製，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蘇軾 （1037年～1101年），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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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指出：“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明州宋高麗使館遺址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月湖東岸寶奎巷一帶，館製經重新興建後位於風景秀美的月湖公園內。1984被海曙區人民政府公布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1999年在月湖改造時，發現了高麗使館的準確遺址。現高麗使館為月湖景區景點之一，並被辟為高麗使館史跡陳列室。
元代海上絲路逐步完善
至我國元代時期，陸上絲綢之路因元朝疆域遠至黑海、波斯灣地區，已經十分暢通，同時海上絲路也更為繁榮了。
忽必烈盡管是來自內陸深處的草原皇帝，可是麵對浩瀚無限的藍色海洋，他踔厲風發地敞開了國門，對推動社會對外開放采取積極的態度，元世祖的氣魄和胸襟，不僅絲毫不亞於漢武唐宗，更是以後的明清諸帝無法相比的。
1278年8月，大汗發布詔旨，“諸番國列屬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這不僅是招徠海外蕃商與元朝“往來互市”的宣傳書，也是鼓勵元朝官民參與構建“藍色夢想”的動員令。
元代政府旗幟鮮明地施行對外開放，有政治上的世界意義，說明蒙古大汗具有“世界君主”的意識，他們在極為廣袤的土地上普遍建立驛站製度，便利了中外交通。統治者還不時把目光遠遠地投向西歐，雖然未能君臨彼土，也不斷保持聯係，來則“嘉其遠來”，去則有所企求。
另外，元代政府的開放也有經濟上的重商傾向。元王朝堅持鼓勵商業活動的政策。從大汗本人起，蒙古貴族幾乎都熱衷於從商業活動中贏取厚利。
他們自己不會經商，而是把國庫或個人的本銀交給中亞伊斯蘭商人翰脫來經營，他們分享利潤。是由政府管理和控製的，在旅行、住宿等方麵得到政府的保護，形成了元代特殊的商人集團。
翰脫的商業活動範圍極廣，在國內滲透到西藏這樣的邊地，在國外伸展到伊利汗國和印度。通過翰脫的活動，元代中國的商業金融業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國際性的。
同時，元代的對外開放也有文化上的兼容並納。元代在文化上的兼容並納首先表現於它的宗教政策。蒙古朝廷對各種宗教采取優容的態度，對各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這就從總體上、從傳統上打破了漢、唐、宋等曆代大王朝“獨尊儒術”的局麵。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利於中外文化的交流的，因為儒學失去了獨尊的地位，它對於其他文化的排斥力就削弱了。
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兩次從泉州出海遠航達12年，並著有《島夷誌略》，記載我國絲綢從泉州輸往海外達40多個國家和地區。
元代在泉州、慶元、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杭州設立了7處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龍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
這些港口往來船舶如梭，十分繁華，特別是泉州港的繁榮，給許多外國旅行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達在遊記中寫道：
泉州城甚大，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城市出產天鵝絨及緞，品質優良。港口船舶極多，大者約一百，小者不可勝數。在中國，絲綢已成了窮人的衣料，如果沒有商人販運，絲綢便分文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