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橋梁——海上絲綢之路2
唐宋海上絲路繼續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我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的開辟，使我國當時的對外貿易興盛一時。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各個朝代的發展，航海路線不斷得以完善。
隋朝統一全國，結束了幾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據局麵。594年，隋文帝下詔立祠祭祀四海，在廣州外港黃木灣建南海神廟，此後曆代帝王都派員到廟立碑致祭，後世存有各種禦碑、古碑30多通，有南方“碑林”之稱。
廣州黃埔廟頭村的南海神廟是我國最大的海神廟，是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遺址，是當時國家重視海外貿易的體現。中外商船出海前按例到廟拜祭，祈求航海一帆風順，貿易興隆。廟前有“海不揚波”石牌坊。神廟所在的古扶胥鎮有繁華的外貿集市。
以此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通達南洋、南亞、西亞和東非，因此南海神廟又稱波羅廟，後世形成了廟會，十分熱鬧，期間有數萬人來趕廟會。
607年，隋煬帝派屯田主事常駿和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國，即今馬來西亞，那時的使官其實主要也進行貿易活動，這也進一步發展了海上絲綢之路。
中日兩國之間一衣帶水，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
據日本古史記載，公元前6年，我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3世紀，我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
隋代，我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至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台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為樣板，仿製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一直沿用著我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在唐代，江浙出產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說是我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
671年，唐代僧人義淨出訪東南亞和印度等30餘國，曆經25年，譯經56部，共230卷，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為61人立傳，這些人大部分是取海道往印度的。 唐代是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在廣州光塔路一帶居住有12萬外國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這裏有蕃坊，還有蕃市、蕃學、蕃倉，形成了當時十分繁華的國際珠寶市場。
唐天寶年間，阿拉伯人建造了懷聖寺光塔，這是我國最早的伊斯蘭塔，具有導航、瞭望和氣象觀測作用，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豐碑，一直保存著清真先賢古墓等重要遺物。
唐太宗時，每年來廣州的外國商船多達4000艘，603年至894年間日本來唐人數達3622人。
753年揚州高僧鑒真經5次東渡失敗後終於成功到達日本。
隋唐宋元時期，由於政府重視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航線的開辟，中西貿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特別是廣州港已發展到能容大小海舶千艘。
正如唐代詩人劉禹錫寫道：
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船多寶舶來。
唐人賈耽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是當時中西交通的最長航線，長達14000千米。其時市舶的收入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大支柱，失去這一財源，“國藏浙當廢竭”。廣州市場上“雄番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
至宋代，廣州城市進一步國際化，宋神宗年間已是“城外蕃漢數萬家”。有的蕃商“住唐”達“五代”，“家資數百萬緡”。“廣州富庶天下聞”。
古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說廣州“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個城的船隻多。”
阿拉伯遊曆家伊本·白圖泰認為廣州是“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場優美，為世界各大城所不及。”
661年，唐高宗首設市舶使於廣州。
971年，宋太祖命令在廣州設市舶司。
1080年，宋朝正式頒布《廣州市舶條》，並向全國推行。從機構和製度上加強對外貿的監督、管理。
宋朝是我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
宋朝也是我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我國曆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我國四大發明的3項發明在宋代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像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
同時，宋朝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技術都達至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
據研究，兩宋的對外年貿易量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同年的總和，中國的商人幾乎控製著從我國沿海到非洲東海岸、紅海沿岸的主要港口。這一時期，有很多的我國絲綢被運往日本。
泉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時與埃及亞曆山大港齊名，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
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彙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為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產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曆史文化瑰寶。
兩宋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東向日本、高麗，航行季節多在夏、秋，利用東南季風渡海。
南宋時，前往高麗有兩條路線可行，這兩條航線形成於唐朝。唐代承漢代南朝海航傳統，黃海北線、南線並存，又新開辟東海南線、北線航路。
東海南線是從日本大阪出發，經過平戶島，沿九州西岸南下，經汸津、種子屋久諸島、衝繩，最後橫渡海峽，抵達我國。《新唐書》記載：“新羅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貢。”
東海北線是從江浙沿海諸港出發，途經日本九州直航，當時的商人多取這個路線通航。
宋代渡海遠航，已廣泛使用指南針導航，其一為水羅盤；二為磁性工具。可以說，宋代首用磁性工具導航，開創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紀元。
市舶司製度起源已久，在我國曆代與海外貿易、交往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在唐朝時，官方就開始有了專門管理外貿的機構：市舶司。當時，浙江的明州就設有市舶司，隸屬於浙江舶務。
市舶司製度成熟於宋代。宋初設市舶司務於浙江、福建和廣州。兩浙市舶務最初設置在杭州，992年遷到明州，即今浙江省寧波市，以後逐漸增加至杭州、明州、秀州、溫州、江陰5個市舶司。
1195年至1224年，江陰、秀州、溫州三地舶務又相繼撤銷，僅留下明州一處。
南宋乾道年間，在來安門外濱江建有“來遠亭”。寶慶二年重建，更名“來安亭”，亭址即今東渡路水弄口，是外商辦理簽證查驗的關卡。
1227年，又設置舶務廳事於東南側的戚家橋，即今天的嘉祐巷。市舶提舉司在東門姚家巷北，即今旗杆巷北的東後街與車橋街交界的西側。市舶船廠在今靈橋北堍的奉化江邊。
基於市舶司製度的完善和宋王朝對於海外貿易的重視，宋代對於對外貿易的管理是相當成功的。
對於進口貨物，首先到官署即市舶司登記，繳納一般大約10％的入口關稅，之後再流入市場，當然，開始的時候僅允許在管定地點貿易，但是不久之後就放棄了這些限製。
商人出關，也要先到當地市舶司詳細登記此次出航所帶的人員、貨物內容數量、航行方向、航線以及出航時間，之後領取官方發放的“引”作為許可證，並要求在航期內回港登記。
宋政府市舶司對於對外貿易也是有嚴格監控的。在製度上，宋政府對於出口貨物有幾項禁令，基本目的是防止戰略性資源外流到敵國手中，比如鐵和兵器是嚴禁帶往海外的，對進口貨物也有一些是禁止入境的。
同時政府嚴厲打擊走私和偷渡行為，走私和偷渡行為是要受到嚴厲的刑罰製裁的。
市舶司及其相關製度措施的實施，保護並且拓展了正常的對外貿易，而且使宋代以前朝貢貿易為主、禮節性為主的經濟來往，逐漸轉變為官方和民間貿易並存的局麵，以政治性貿易為主的地理交往轉變為中朝民間資本自發追求商貿利益的航海行為，自此，我國與朝鮮半島互市，興旺發達。
明州自古就是我國東南沿海外貿海港，在聞名中外的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明州港作為外貿港經過唐代長期發展、積澱後，在宋代達到鼎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