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元代官營手工業在社會經濟中消極作用甚多，但從另一角度看，官營手工業可憑借國家統治強權集中全國技藝最精的工匠並具備最優良的生產條件，從而使其產品的質量和品級一般都可能在社會同類產品中居於最高水平。
這樣，既可最大限度地滿足統治階級的消費需要，又可使中國商品在域外通商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特別是在中世紀後期，西方已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我國某些特產品如絲綢、瓷器等的生產製作技術的情況下，元代官營手工業對於絲路貿易這種一定程度上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意義和作用，更是不能忽視的。
蒙古西征之後，在蒙古草原以西廣大地域形成了四大汗國。雖然至元朝諸汗國事實上已成為各自獨立的政權，但名義上仍奉元帝為大汗。既有這樣一種名義上的臣屬關係，它們與元中央帝國之間的各種聯係和往來就是相當密切的。
元帝國與諸汗國之間的經濟交流，除了商隊貿易外，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通過進貢與賞賜方式來進行的朝貢貿易。
諸汗國向元帝國所獻的貢品一般均為奢侈品和特產品，如西域的大珠、珍寶、玉器、水晶、駝馬、文豹、獅虎、藥物及特產的佩刀等。元帝國的回賜則有鈔幣、緞帛、繡彩、金銀和東北特產獵鷹等。
在來華朝貢時，各汗國往往授命使者攜帶重金，以便來華後廣購元朝各種特產，而使者本人也乘機販運貨物。因此，每一批使團實際上包含著一支龐大的商隊。
西域諸汗國與元王朝的進貢和賞賜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官方的易貨貿易方式。所謂“貢獻”和“賞賜”，不過反映了雙方商品的交換。
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亞腹地範圍內的國際商隊貿易就有一定規模，成吉思汗為了征服亞歐大陸，除了以武力掠奪鄰近外族財富、還大力借助回回商隊的長途販運來籌措軍餉。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隊前往中亞各國進行貿易。
3次西征及南征後，元代帝國版圖大大擴展。加之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絡的恢複，使歐亞廣大地域範圍內國際商隊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
元代時期中外關係史的一些名著，如《馬可·波羅遊記》、《通商指南》、《柏朗嘉賓蒙古行記》、《盧布魯克東行記》、《大可汗國記》、《馬黎諾裏遊記》、《鄂多立克東遊錄》等都大量記載了絲綢之路上商隊貿易的情況。
根據這些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上從事商隊販運貿易的，計有歐洲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波蘭、奧地利、捷克、俄國、意大利威尼斯、熱那亞以及早期北歐漢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諸汗國及其後裔統治的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以及我國色目商人等。
歐洲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材、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我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我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
由於從歐洲到我國路程十分遙遠、沿途地理氣候條件也非常複雜險惡，盜劫之虞又難免不會發生，“然若結隊至60人同行，即當最危之際，也與居家無異”。
所以商人的長途販運，一般都必須級成數十人以上的商隊結伴而行，而且需隨地雇傭翻譯、隨帶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
元代來我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遊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
《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裏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
元代大帝國強烈地影響了世界曆史發展進程。其中至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客觀上通過歐亞廣大地域範圍內的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形成了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東西方文化的廣泛交流。
我國的四大發明造紙、指南針、火藥、印刷術中在元代之前已開始傳入西域，但真正為歐洲人所了解、應用，恰恰都在這一時期。而其傳播媒介和渠道，往往就是域外通商。
13世紀伊利汗國為仿製元朝紙鈔，首次在伊朗采用雕版印刷術，從此就開始傳入歐洲。我國的茶葉，最早通過西夏和高昌回鶻帶入西域；13世紀後才通過色目商人經商傳入西亞和俄羅斯。
同樣，後來在我國社會經濟中影響重大的棉花栽培、棉紡技術正是在元代中外貿易的高潮中普及於我國南北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