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貿紐帶——陸上絲綢之路6
元代絲綢之路走向衰落
宋、金、遼、西夏之後，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疆辟土時，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成為元朝內部的交通路線。
蒙古鐵騎所至，既給封建經濟帶來了血與火的災難，卻也摧毀了橫亙於東西方傳統貿易之路上的種種障礙，為元代時期絲綢之路的貿易提供了比較有利的社會環境。
蒙古帝國自窩闊台大汗起開始實施“站赤”即驛傳製度，主要基於政治軍事需要，更是為加強中央對邊遠地區的控製。
驛站分陸站、水站兩種，以陸站為主。初建時全國驛站約1400餘處，至元世祖時代，已超過萬數。國家簽發專為驛站服務的站戶也達30萬戶以上。驛站體係規模之大，在世界交通史上是罕見的。
驛路不僅一度橫貫歐亞，而且旁及中、西亞的察合台、伊利汗國，形成了空前龐大嚴密的歐亞交通網絡體係。
驛站製度的實施，對於東西方之間、中原北方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的暢通和擴大，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首先，驛路的開設，使較長時期因民族、王朝之間連綿不絕的衝突、戰爭而造成的中西傳統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貿易之路，得以再度暢通，人為的關卡壘柵不複存在。
這不但有利於元代帝國的軍政令文通達四方，也使往來的中外使臣、商旅暢行無阻。
其次，盡管驛站劃屬元代政府政治軍事體係，過往人員必須憑給驛璽書或差使牌符方能乘驛行進，但過往人員中就有不少來我國進行朝貢貿易的外國貢使或冒稱“使臣”的外商。他們的外貿活動就在使臣的名義下，得至驛傳優惠條件的保護。
摩洛哥人依賓拔都他來華後曾說：“在中國行路，最為穩妥便利”。他還詳細記載了驛站對客人及其財物安全的管理辦法。
意大利神甫馬黎諾裏也談到欽察汗國對到中原去的商人、使者乘驛優待的類似情形。
另外，由於元帝國十分重視官營商業，曾給許多色目富商臣賈以特權，發給他們乘驛行走的金銀牌符，使他們在元帝國勢力竹達之處皆可通行，而且可供應驛馬。桓州站道就曾專為這些官商搬運段匹、雜造、皮貨等物。
驛站製度的實施，客觀上形成了元代時期以驛路為基本走向的歐亞商路網絡。此期的絲綢之路大致以察合台汗國首府阿力麻裏為樞紐，東西段均各分為兩大幹線。
東段：一條由蒙古帝國都城哈喇和林西行越杭愛山、阿爾泰山抵烏倫古河上遊，然後沿該河行至布倫托海，再轉西南到阿力麻裏。
1295年常德奉旨乘驛抵巴格達見旭烈兀，東段即走此路。
另一條由元大都西行，由寧夏過黃河入河西走廊；然後或由天山北道抵阿力麻裏，或由天山南道入中亞阿姆河、錫爾河兩河地區。
馬可·波羅由陸路來華，即走此路。
西段：一條由阿力麻裏經塔拉思取道鹹海、裏海以北，穿行康裏、欽察草原抵伏爾加河下遊的撒萊；再由此或西去東歐，或經克裏米亞半島過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經高加索到小亞細亞。
14世紀來華傳教的意大利人孟德科維諾曾說，這是歐亞間最短、最安全的路。
另一條由阿力麻裏入中亞兩河地區、經撒馬爾罕、布哈拉去呼羅珊，即今阿富汗西北、伊朗東北，再至小亞細亞。
這相互交叉的兩大幹線之間，還有不少支線和間道，正反映了以驛路為基本走向的歐亞貿易之路網絡型結構的特點。
元代時期官營手工業的發展，首先與蒙古對外擴張後的民族遷徙、擄掠工匠直接有關。蒙古貴族在立國之初就很重視發展手工業特別是武器製作業。由於本身經濟技術水平較低，在對外戰爭中就特別注意掠占外族工匠。
元帝國建立後，仍沿襲了這一傳統，隻是官營手工業大部分轉為日用消費品、工藝品的生產。元朝朝廷在全國建立了大批官營手工局院進行集中生產。
元大都及其附近地區設立了專為宮廷織造緞匹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下設綾錦局、紋錦局、弘州“納失失”局、蕁麻林納失失局等，還有專為諸王百官織造緞匹的大都人匠總管府。
甘州與寧夏路一帶，盛產白駱駝，以白駝絨與羊絨合紡之絨布，頗受國內外商人青睞。1281年，元政府即在河西設“織毛段匹提舉司”，組織工匠生產這類產品。
元朝統治者如此重視並大力發展官營手工業，一方麵固然出於皇室貴族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需要；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官營內外貿易的需求，並以各種奢侈品、特產品“賞賜”前來朝貢的諸汗國使臣。
蒙古貴族重金銀器皿而輕陶瓷器皿，當時景德鎮瓷局大規模瓷器生產，主要為滿足內外貿易需要。官營紡織局院的各類精美產品，也大量流入歐亞各地，在俄羅斯薩拉托夫附近烏維克村就曾發現過元代中式絲製對襟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