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絲綢的西輸，有了一條絲綢之路；又因為瓷器的西輸，絲綢之路又被稱為陶瓷之路。絲綢的柔，瓷器的潤，成就了北宋時期的洛陽，讓它在隋唐之後，依然保持著強者的姿態。
因此，作為北宋的西京，洛陽仍是西方各國商人和使節東來的必經之地，是中西陸路交通線上非常重要的一站。
北宋時期的絲綢之路雖然受到西夏的侵擾，但仍不斷地將先進的科技文化成果傳播到世界各地，茶葉的交易在這一時期也尤為突出
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在宋代開始廣泛應用。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的流傳全靠手抄。北宋平民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後，通過絲綢之路傳至波斯和埃及，再傳入歐洲，將人們從繁重的抄寫中解脫出來。
我國最早發明了指南針，並將其應用於航海。宋時的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記載，當時航海的人辨別方向就是用指南針。
當時，一些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經常搭乘宋人的漁船往來貿易，他們發現指南針十分神奇，便央求宋人教他們如何製作。慷慨的宋人不僅讓遠道而來的客人學會了製作指南針的方法，還把這一發明通過絲綢之路傳至歐洲。
茶葉在宋代廣泛種植，史籍中有“茶興於唐，盛於宋”的說法。南宋文學家吳曾在筆記《能改齋漫錄》中說“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裏來”，就是描寫北宋設置蕃市、交易茶葉的狀況。
蕃市的設置，是宋代絲綢之路得以延續的重要依托。蕃市是宋人與西域人茶馬互市的場所。蕃市最初設置在絲綢之路東段關隴中道上的原渭、鎮戎、德順州境內。
由於當時西夏人頻頻侵擾，北宋不得已在絲綢之路沿線多處布點，方便宋人與西域人進行貿易。
黃沙古道上，西域人用馬匹與宋人交換茶葉、絲綢，除部分自用外，絕大部分轉運至中亞、西亞、歐洲等地銷售。這一時期，絲路之上商賈往來頻繁，貿易相當活躍。
通過絲綢之路，西夏、吐蕃、回鶻、於闐、龜茲、波斯、印度、東羅馬等國的使節以及毛皮、牲畜、玉石、香料等不斷地由洛陽和開封進入北宋腹地，北宋的絲綢、茶葉、金銀器皿、書籍等也源源不斷地流向西方。
宋室南遷後，與西方的陸上交通被阻斷，茶馬貿易才逐漸減少。
絲綢之路更深層的意義在於文化的交流，行走在絲路上的僧侶，默默地扛起了文化交流的重擔。
宋太祖趙匡胤扭轉了長期以來我國社會形成的重武輕文之風，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榮，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
966年，趙匡胤醞釀已久，要效仿唐太宗派玄奘到西方取經，命行勤、繼業兩位高僧組織一個由157人組成的龐大巡遊使團，前往天竺求法取經。
這個巡遊使團是宋朝建立後第一個官方派遣的佛教使團，也是古代中原地區見諸經傳的前往天竺取經的最後一個佛教使團，同時也是有文字可考的規模最大的赴天竺求法取經的使團。
他們這一去，就是12年。在這12個年頭裏，他們一直與絲路相伴，與飛揚的黃塵為伍。和唐玄奘當年的形單影隻相比，他們的寂寞可能算不了什麼。而同是到西天取經，吳承恩卻以唐玄奘為主角，創作了流芳百世的《西遊記》，從這一點來說，北宋時的行勤、繼業等是寂寞的。
我們可以想象，一群表情嚴肅的僧侶伴著單調的駝鈴聲，在路上默默地走著，像一團灰色的雲終年漂泊在絲路上，給浪漫的絲路平添了幾絲落寞。
這支西行取經的隊伍最終不辱使命，除了巡視佛祖聖地、拜訪名僧、求法取經之外，他們還有更為重要的政治使命，即與所經過的各國建立友好關係。
他們一直向西，最後渡過恒河到達印度。每到一地，當地首領不僅熱情地接待他們，還派人隨行前往引導，與所經國家或地區進行友好往來。
971年，巡遊使團成員沙門建盛準備先行回國，中天竺王子曼殊對北宋充滿向往，也隨之同往中原朝宋。此後，天竺僧人持梵夾來獻者，不絕於旅。
行勤和繼業等回國時，捎回了天竺國王沒徙曩給宋朝皇帝的信。兩人分別著有《西天路競》、《繼業行程》，特別是《繼業行程》被譽為“一部寫在佛經角上的西域紀程”，詳盡地記錄了宋代蔥嶺以東絲綢之路的路線。